那些年，我在国企当老总

晖哥 · 发表于 2020-3-26 22:14:02

本帖最后由晖哥于 2023-7-30 14:55 编辑

作者：晖哥

【1】

最近，原县药材公司一些职工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经常谈起当年药材公司的一些话题，群友们也时不时的聚聚会，老同事相聚，分外高兴，无不喝得酩酊大醉。有人建议我把当年共同的一些经历写下来。都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经常想起，仍然往事历历在目，因为这是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我反复考虑后，才下决心动笔。也是的，县药材公司早己烟消云散，灵魂不死，躯壳不在，原来的那些同事，有的已驾鹤西去，有的成了身价千万的老板，有的正在为了生计苦苦打拼，有的还在领着低保，在温饱线上挣扎。每个人都有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药材公司这个大家庭里所度过的日子，或许对不同的人而言，是一段最开心和快乐的记忆。因此，记下这段历史，对在天堂的老同事有个怀念和告慰，对在人间的老同事留个念想。

【2】

1980年，我从县工业局调到县药材公司，经历了仓库保管员、营业员、加工员、统计员、药店会计、物价员、办公室等多岗位的历练，在1991年初县药材公司由县管（块管）上收为市管（条管）时，被市医药管理局任命为公司经理助理。1992年初，接任县药材公司经理，到2002年开始组建县药品监督管理局卸任药材公司经理一职为止，担任县药材公司经理十年多。那时，药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经理负责制，当时，我不是中共党员，书记另有其人，党政互相掣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理发挥职权作用，县工交办党委下到公司，主持发展我为党员，一年后，书记、经理一肩挑。当时，县级药材公司和医药管理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也不是国家干部，市局下达经理任命书时，后面加个括号：代行局长职权。到了1993年初，市医药管理局朱华瑞局长亲自跑到长沙省医药管理局，要来一个转干指标，转为干部身份后，正式任命为县医药管理局局长，从这时开始，局长、经理、书记三职一肩挑。

【3】

初任经理时，那时国有企业还是吃的“大锅饭”，每月固定工资制度，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收入和奖励拉不开档次，企业效益低下。于是上任伊始便开始了艰难的改革。首先，在药品销售部门实行“工效挂勾”，即职工的部分工资和奖金与销售额挂勾，多销多得，少销少得，上不封顶，下有保底，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效益也在稳步上升。到后面几年，由于市场在逐步放开，且公司经营循规循矩，没有回扣，没有好处费，缺泛市场竞争力，县内医院都往外跑，销售压力越来越大。情急之下，对零售环节改革一步到位，对零售药店实行承包责任制。对批发环节实行内部全员“揽销” 责任制，上到经理，下到一般职工，全力抓销售，一心保效益，每人每月分配销售任务。公司每个职工寻亲访友找关系，基本上稳住了销售总额。其次，派出外销人员，开拓县外市场，当时，我亲自跑县外联系客户，并经常随着送货的车辆，上门拜访，联络感情，装车下车，既卖苦力，又卖口水，曾经在饭桌上，为让客户多购进药品，增加一万进货量，我多喝一杯酒，把命也豁出去了。走遍了全县所有县乡医院和大部分的村卫生室，以及县外的宜章梅田、一六、天堂、里田、长策、瑶岗仙、滁口、赤石，桂东的沙田、大塘，资兴的东坪、黄草，崇义的丰州、古亭、文英、乐洞、关田、719矿，仁化的城口，乐昌的五山等医疗机构。

【4】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是保证企业正常有序运转的前置条件，从一开始，我着重在公司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做到有章可循，奖惩分明。那时，公司最高人数曾达到一百多人，既有县领导的夫人，局长夫人，要害部门领导的子女，同时，公司为了解决职工子弟就业，采取“老药工带徒”等方式近亲繁殖招工，夫妻、母女、父子、兄弟，有的一家三代，有的一家五口都在公司。但通过制度的管理，任何人都没有特殊。比如自始至终在实行的考勤和上下班签到制度，即使我自己有所违反制度，该扣工资照扣，做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又如在执行工效挂勾和禁止零售药店外购药品制度上，我一位表姐的女婿受到处罚，并与我发生争吵，怪我没有手下留情，怨恨了我好几年。再如在执行货款回笼制度上，我的一位外甥，即我曾写的《我的表姐》一文中表姐的儿子，因在承包零售药店时长期拖欠货款和承包费二万多元，多次催交无果后，经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被解除了劳动合同。之后想起，还是有些过激过严了，但当时还有其他人也在拖欠货款，有人在跟样，只能“挥泪斩马谡”，同时也把其他两位拖欠公款的职工一并解除了劳动合同。

【5】

增收节支是凸现企业效益的一个重要措施，当时增收有几个主要办法：一是提高购进毛利率，增加销售利润。那时，药品价格还属于国家定价形式，国家规定了销售价格，企业不能高于所规定的零售和批发价格销售药品。为此，下达购进毛利率指标，要求业务员在采购药品时以最低的价格购进药品，往往出现为了一分钱都与厂方讨价还价，那时的购进毛利率曾达到20%以上，但比起现在的药店毛利动辄几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二是千方百计增加门店出租收入，在我任期内，先后新建和改建门店二十多间，一般采取招标出租，价高执行，保证公司每年都有一笔稳定的营业外收入。三是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将所有零售药店以内部招标形式由职工承包经营，所有经营费用由承包人自理，每年按时上交承包费。

至于节流措施，则是尽量节省开支，精打细算。那时社会风气不正，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之风盛行，但我却像个“铁公鸡”死守了这道关，从未用过公款送过一分钱礼，如有来客，不上高档酒，席间不发烟，饭店里以工作餐招待，好言解释后，有些人理解，也有客人不理解，但嘴上不说。

有一次，县里一个部门来公司检查财务，在查帐的几天时间里，我们都以简单的工作餐招待，由于招待不周，最后要罚款几万元，好在该部门的主要领导是我的小学同学，找到这位老同学求情后，最终予以从轻处罚。这次事情以后，市某某局委托一家审计师事务所来公司检查审计财务，吸取上次教训，检查过程中尽量热情接待，尽可能地满足他们酒醉饭饱，临走时每人还要送上土特产，甚至让人带着他们洗发泡足，检查结果是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当我2001年调离公司时，公司资金充裕，经营正常，管理有序，各项专项资金都有结余，仅工资资金就结余二、三十万，即已摊入成本已提取出来可直接发放的工资总额。

【6】

那些年，随着企业管理不断规范，经济效益也不断提高，职工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先后兴建了三栋职工住宅楼共46套，加上原有的28套，保证让每一位职工都住上套房。职工的福利待遇也不断提高，企业也经常开展职工文化娱乐活动，举办卡拉OK唱歌比赛，象棋、麻将比赛，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从1995年开始，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全体职工外出旅游，这在当时县国企中是绝无仅有的。先后去过海南岛、桂林、云南、庐山、黄山、井冈山、张家界等祖国的名山大川，既让职工分享了企业改革的成果，陶冶了情操，开了眼界，又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我至今还保存了一些当时拍的像片，每当我翻出来，看到当年年轻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景点出游拍下的一张张合影，都会回想起那个难忘而充满激情的岁月。在我担任支部书记之前，县药材公司十几年未发展过党员，其中我就从1981年开始递交《入党申请书》，如石沉大海，企业死水一潭，职工们在政治上心灰意冷，之后，我切实改变了这种状况，在我任期内，先后有十多位追求进步、工作肯干的优秀职工加入了党组织，有的进入领导班子和担任业务骨干。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医药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全市各县市公司普遍亏损，而县药材公司一枝独秀，每年都保持盈利水平，每年都评为全市医药系统先进集体，本人也于1996年被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称号，公司也于1997年评为市优秀企业。

【7】

如果说担任公司经理一职是对企业内部行使管理职权，那担任医药管理局局长一职则是对医药市场行使职责和职权。医药管理局这一名词，现在很多人都陌生，我打开百度搜索也找不到了，更不要去了解其具体职责了。现再想想，医药管理局是一个医药行业主管部门，记得当时一位刚上任的某部门主要领导在该局大会上说：“医药管理局医也管了，药也管了，我们部门管空气了” ，这绝对是原话。

具体说，国家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副部级下属机构，对全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进行行业管理的一个主管部门。国家、省、市、县四级设置，市以上独立设置，县一级与药材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医药市场的管理方面，包括取缔非法生产、经营药品，打击游动药贩等方面，由于缺泛法律确权，一直受制于《药品管理法》的执法部门的卫生行政部门。那时，国家医药管理局为了争取更多的对医药市场管理和整顿治理的主动权，包括在上世纪未撤消医药管理局组建新的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定位定职确权，修改《药品管理法》等工作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由于职能的换位，也与某行政部门发生了激烈的对撞，两家的矛盾由国家层面以致延续到省、市，直至最基层的县局。

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后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发生一起贪腐案，受贿金额6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比起那些更大的老虎，动辄几千万，几个亿，十几亿，都不判死刑，600多万罪不至死，据传，当时该案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分管某部的某副总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起贪腐案，这位制药厂厂长出身的国家局局长，最后赔上了卿家性命。

【8】

县医药管理局是最基层的医药行业管理部门，唯一一项‘法定职权就是按照《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对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核发《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九十年代上半期，国家对药品经营实行“专营”的政策，开办零售药店需取得“两证一照” ，即医药管理部门的《药品经营合格证》，取得该证后由卫生行政部门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两证齐全后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当时，医药管理局对核发《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控制很严，长期形成国有药品经营企业独家经营的局面。但在企业发展壮大上又受到卫生部门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所制约。

记得在任期前几年，公司为了方便广大农村地区群众购买药品，急需在乡镇开办零售药店，陆续向卫生部门报送申请材料，那时，法律又不健全，没有限时办结的有关规定，因为在乡镇开办药店，也受到了当地卫生院的抵触，所以，报送材料半年大半年，也未见批复。每隔一段时间，我又跑一次卫生部门，门难进，脸难看，坐那个冷板櫈，遭那个白眼，甚至低三下四地乞求关照，作为两个平级局，两位局长协调工作，我甘于人下，口口声声“汇报”工作，陪着笑脸，好话说尽，还是无动于衷，可见成见之深。

但天无绝人之路。那天，我办公室来了位不速之客，客人说，他刚好路过公司，便上来办公室看看我。客人是位领导，他很关心地问了我公司的经营和效益等情况，我如实向他作了汇报，当我把申报乡镇零售药店长时间被卫生部门卡住不批的情况后，他说，这次来，就当是一次现场办公吧。他马上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袁康德打电话，袁部长马上赶来了公司，县委宣传部是卫生部门的顶头上司，这位领导要求袁部长责成卫生部门从速办理我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之后不久，证也很快地办下来了。这位现场办公的领导叫陈海伦，时任县委副书记，此前十几年，我们两家都互相往来，走得很近，是一位令我尊敬的领导和兄长，非常感谢他当时对企业的支持和关怀。陈海伦书记后来调离县城，担任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后又提升为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副巡视员。袁部长不久也调任宜章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我在县药监局工作时，有一次路过宜章，在一次与宜章药监局陈旺超局长和袁部长一起吃饭时，袁部长还提及此事。

通过这件事以后，之后许多年，卫生部门对公司开办零售药店再也没有设卡了，最多时，公司在县城开办了7家零售药店，全县23个乡镇除盈洞乡之外，所有乡镇全部开设了药品零售网点，全县由最初的2家零售药店发展到29家。

【9】

进入九十年代下半期，医药市场逐步放开，特别是广东普宁县开设了一个医药市场和邵东廉桥开设了中药市场以后，药贩猖獗，假劣药品充斥市场，祸害广大人民群众，记得省医药管理局曾下发过一个文件，严禁国有医药企业从普宁医药市场采购药品。该市场开设后，为药贩提供了货源，药贩子从普宁市场购买药品直接销售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造成医药市场混乱，药品真假不分。因此，治理整顿医药市场，迫在眉睫。毫不夸张地说，那时，每查到一个药贩子，可以百发百中，全部都是非法经营。

根据上级布置，县里成立了“整顿医药市场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经历过几任，开始是曹为民，后来庹登军，几任副县长都很重视治理整顿工作，特别是本土出身的曹为民副县长，亲自主持会议，协调关系，布置具体检查工作。成员单位有医药管理局、卫生局、公安局、工商局、质监局等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没在我局，由我兼任办公室主任，并由我局负责活动的组织牵头，和提供活动经费。整治活动大张旗鼓，在舆论宣传上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效果，流于表面形式，收效甚微。顶多就是检查南杂副食批发部时，没收几箱国公酒、冯了性药酒，收缴一些清凉油、风油精和解热止痛散之类的药品。特别是把某部门和医药部门之间原有的矛盾也带到了治理整治工作中。

比如，整治队伍在街道上张贴政府公告，前面刚贴好，走在后面的某部门参与人员就把公告撕去；又比如，调查掌握了一个药贩子的窝点，准备组织人员前往查处，某部门又有人电话通风报信，叫其赶紧躲避，这种现象，让其他部门参与人员摇头咋舌，这种情况下，作为牵头部门，再也无心组织下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活动慢慢减少，最后不了了之。

【10】

由于大规模集中整治医药市场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医药管理局另起炉灶，自己单独干。首先，成立了县检察院驻县医药管理局检察室，得到了政法部门的大力支持。我找到县检察院检察长宋玉艳同志，她是我一位多年的熟人及宋氏家族，她很支持我的工作，同意成立检察室，由检察院办公室朱冬英主任兼任检察室主任。朱冬英主任是一位非常能干，工作认真负责，旗帜鲜明敢说敢干的女同志，为整治县医药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根据工作的需要，购买了一部警车，调配了专职司机，检察院副检察长朱明亮同志亲自跟我一起专程到株州提车，和到省检院购买检察服装和警具。确定了四位职工为检察室专、兼职人员，着装开展市场检查。其次，领取了《行政执法证》，我也是找到时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何森林同志，由他签发为我们的四位同志核发了县政府的《行政执法证》，做到了持证上岗。何森林副县长也是我多年如同兄长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11】

那时，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非法经营药品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罚，药品由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处理。但在之后的医药管理部门单打独斗时，按照县政府公告精神，医药管理局在处缔非法经营时，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予以扣药品，移送县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经鉴别真伪后，伪劣药品予以销毁，正品移送县药材公司收购，收购款上交财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为避免麻烦，也为避免出现卫生行政部门在药品移送中确定不合理的收购价格，一般都变通，与被处罚人协商解决，不经过卫生部门，由药材公司直接收购，工商部门在查处非法经营药品案件时，也直接向药材公司移送收购药品。比如一次我们查抄了一位陈老板非法经营窝点，价值数万元，在查扣过程中未与其发生争执，他也未抗拒，在处理药品时双方协商配合很好，我们按收购价予以收购处理。之后也没有发现其继续非法经营，县药监局成立后，我担任第一任局长，他向县局申请开办零售药店，我们给予他支持，批准他开设了县城第一家个体零售药店。

【12】

我们在单独对医药市场检查中，仍然要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阻力，如上所述，这压力和阻力主要来自某行政部门。有一次，朱冬英主任和我们检察室几位同志在大坪六里坳地段上路检查，一辆盖着帆布的解放牌卡车由广东方向驶入县城境内，我们截停车辆后，经检查后是一整车药品，帆布下还藏着一个人，满是灰尘，蓬头垢面，药老板这时向某局有人打了电话，不久，我公司的人也向我们打了电话，说某局的人已经到了公司大门口，接到电话后，朱冬英主任也马上向检察院分管的何副检察长汇报，当我们押着药品车辆回到县城，在公司门口，某局的人拦住不许让车辆开入公司，是何副检察长据理力争，才让车辆进入院内。事后，该批药品经补齐相关手续后予以放行。还有一次，我们的人屡屡发现有一药贩从城郊红砖厂住宅区的一个单元拿出药品往外送货，那天，我们的队伍开到该窝点，谁知药贩狡兔三窟，我们只知道其住所在一楼，没摸清其药品仓库设在四楼，我们正扩大调查范围，这时，某局一位主要领导带着分管副局长和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无端指责我们，为避免发生冲突，我们不得不撤了。由此可见，由于药贩有行政执法部门的某些人当保护伞，撑腰打气，县城的医药市场长期混乱，得不到根本的整治，事后，我为此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中国医药报》上面。

【13】

那时，在医药市场管理过程中，曾经被一个药贩告上法庭，当了一次被告。那是广东电白的一名药贩子送货到我县一个乡镇医院，在途中被检察室的人截住，药品金额不大，只有几千元，药品被我们扣押。药贩在某局某些人的指使下，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我局违法行使职权。此案严格地来说，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我局必然败诉无疑。于是，我们找到县法院田良彪院长和行政庭的范庭长和朱庭长等人，商量出一个应对办法，先到电白县调查取证，先确定药贩的违法经营事实。

定好策略后，我和朱冬英主任、法院行政庭范庭长和朱庭长一行四人，先由公司送货的双排座货车送我们到韶关，再换乘友好单位韶关曲江县药材公司的“五十铃”货车，当天抵达电白县。电白县是一座临海城市，一片南国情调，我们无遐流连于街头闹市，也无心欣赏那诱人的海景。次日，经过对药贩提供的票据找到药品销售单位调查，证实该药贩既不是该单位的职工，又未取得该单位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属于非法经营药品。最终，该药贩自知败露，也没有再去找县法院了，法院将此案作自动撤诉处理了。

【14】

其间，在上路检查过程中，曾发生了一起野蛮的执法事件。那是检察室几位在大坪铁路江桥地段上路检查，一辆桂东县从韶关进货的货车经过县城时被拦在检查，由于双方态度都不够冷静，发生了言语冲突直至肢体接触，检察室的几位把车上的一位当事人抬起来丢下公路旁的水塘里，尽管没有造成身体伤害，但衣服沾满泥水，人格被辱。事后得知，该人是桂东县的一位县人大代表。两天后，该位代表带着律师来到县城讨说法，他们找到县检察院领导，要求处理打人凶手，赔偿经济损失。最后，在检察院领导调解下，我们向当事人诚恳地陪礼道歉，并赔偿了两套衣服钱和来往的车费共一千三百多元才了结此事，我们同时也向检察院的领导作了深刻的检讨。

到了2001年的时候，国家、省、市相继成立了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始行使药品监管职权，同时，国家作出严格规定，除交警以外所有部门禁止上路检查，县内无证经营现象也在逐渐减少，医药市场也在走向规范，检察室也很少开展药品检查活动了，这个机构也就自然撤消了。

【15】

当一个企业的领导是非常的艰难，我是深有体会的，既要抓好企业内部管理，狠抓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又要穷于应付各级各部门的检查和乱收费、乱罚款，内内外外，千头万绪，有时让人焦头烂额。企业就像坫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

那时，各个部门都有收费和罚款指标，很多单位的办公经费都是靠收费和罚款上交财政后返回，令企业叫苦连天。财政收入完成不了，要交过头税，税种繁多，企业出租门店，要收20%的国有资产出让费，每年工商局要交会员费几千，质监局要计量器具检测费几千，环卫所要交垃圾代运费几千，民防办要交防空费几千，……在巷道里挖一条水沟并马上用水泥修复好，城监局也要罚几千，统计报表漏报了几个数字，统计局也要罚几千……

卫生部门更是一会药品专项检查，一会是例行检查，一会药品抽检，平时每年抽检十多个品种，我们都配合得很好，收检验费也好，处罚也好，都能接受。但在有一次的年度抽检中，却闹翻了脸。那次按计划抽检品种达124种，每个品种抽三个样，那时检验费每个品种150元，由企业负担，不像现在检验费由抽检单位负担。他们抽检以大规格装抽检，而不抽小规格装，如每瓶100片装的不抽，偏要抽每瓶1000片装的，不考虑企业的承受力。当看到他们那大批量抽样的品种和数量时，我们真的心痛，平时性格温存的我也忍不住发火了。因为之前刚好在《中国医药报》看到一篇报道，某县药材公司也是在药品抽检时，因不满药检部门的大量抽检品种及数量，遭到了该公司职工的抵制及围堵，并把公司大门锁上，不让他们带走药品。但那次发生在我们公司的情景如果不及时制止，也将如同一辙。当抽检还在进行时，我让他们滚出去，否则，难免锁上铁门引起职工们起哄，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16】

上世纪未，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一波接一波，县内的国有工业企业和商业、供销系统的下属商业企业相继改制完毕，资产拍卖兑现，职工买断下岗，美名曰身份置换。2001年，医药商业改革也提到了日程，当时，我有一个设想，因为公司经过多年的潜心经营，当时管理规范，经营正常，财务清晰，不欠内债，除正常的流动资金贷款外，也不欠外债，资产负债率保持在70%左右，属于良性，更没有到资不抵债的地步，我当时计划，不走其他企业改革的路，在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并已拟好了改革方案和章程，我想让我的职工们有个单位，有个依靠。没有料到，机构改革成立县药品监督管理局，由我组建，我不得不离开公司。2002年，县药材公司又重新下放为县管，最终，没有抵挡住国企改革的浪潮，于2003年被整体拍卖，国有企业这样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改名为金康药业有限公司。

【17】

担任县药材公司经理十余年时间，也并非顺风顺水，经历过挫折，也遭受到诬陷，我曾经暗自流过泪，独自躲在卧室里叹息，当责任和压力让我直不起腰杆，也萌生过辞职不干的想法，但市局领导的支持，有一个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和一批得心应手的中层骨干，再大的困难也顶过来了。当个别职工为发泄对企业管理的不满，曾向上级寄过匿名举报信，经上级调查核实，纯属诬告，还我清自。反而让上级组织更加信任，多年的考核中，公司都是全系统先进集体，本人也多次评为优秀领导干部，成为市医药系统一面典范。

我更忘不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如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我既是他们的领导，又像他们的兄长，我们感情融洽，友谊浓厚，我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曾经：一起逢集赶圩下乡卖药；一起装车卸车挥汗如雨；一起在KTV歌厅欢情呐喊；一起去九龙江那激流中炸鱼……

【18】

前几天，我来到县城的城兴大药房，药房的曾进新老板曾经也是县药材公司职工，由于他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县城城区开办了7家零售药店，形成了连锁式的私有经营企业，是目前县城首屈一指的药老板。我问他是怎样管理这些药店的，他拿出一些药店的管理方案和规章制度给我看，他说，他多年来自始至终都以当年药材公司的管理方法为师，学习我当初管理公司一样管理他的连锁药店。我感到惊讶，他制定的这些方案和制度都还留有当年的痕迹，那些年，我在国企当老总，其管理方法在民企私企还在适用，还在持续着生命力，他的这番话和实际做法不正是对当年的我，一个最好的肯定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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