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清秋丽影 于 2024-1-26 06:43 编辑
【编者按】这位将军不简单,既能带兵又会写作,是位儒将。在董老师笔下,表现得如谦谦君子般儒雅,全然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之势,对同志和风细雨,对工作认认真真,是同志们学习的好榜样!正因为这样,这位处长才刻在了董老师的生命中,犹如亲人般值得怀念!文章流畅自然,情感真挚饱满,值得推荐!(清秋丽影)
忆亲人 文/董攀山
处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原济南军区司令部直工部组织处当干事,处长是方南江。
方处长是位业余作家。早在1980年,他就写出了小说《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篇小说第一次揭露了部队的阴暗面,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恶丑,在全军、全国获奖,并由他编剧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同名电影,是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的奠基之作,可谓是闻名遐迩。正因为如此,大家都称他为“作家处长”。
作家处长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部属特别温柔。比如说你写的文字材料不行,他不说不行,而是说还有修改的余地……批评不是批评,简直是按摩、挠痒痒。这对于成熟老练、明白事理的其他干事来说,当然是管用的、有效的,响鼓不用重锤敲嘛!而于我等不识趣之人,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
1987年夏,军区司令部系统要表彰一批“老山沟”,就是常年工作和生活在边远艰苦地区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和志愿兵。作为职能部门,组织处全力以赴地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南江处长和其他几位干事负责起草领导讲话、帮助整理典型发言材料和办理其它会务,我则为其中的一位获奖代表写获奖感言。这对我来说,可谓小菜一碟。获奖感言嘛,无非是我们虽然做出了一点点成绩,但与领导的要求、和其他同志相比,还差得很远。我决心以这次表彰会为契机,继续扎根山沟,无私奉献云云。个把小时的功夫,一篇千把字的获奖感言便出笼了。当我满怀受表扬的心理交给南江处长过目时,南江处长看后却皱起眉头来,说要考虑到现场的情景和获奖人员的实际,篇幅不要这么长,语句也不要这么郑重其事,并就如何修改给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我完全不以为然。心里话,获奖感言不就是这样写吗,就是考虑到现场的情景和获奖人员的实际才这么写的,还怎么考虑法!我只把篇幅压缩了一点点,几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南江处长看后,还是耐心地说,要考虑到现场的情景和实际,不要写得太长、太郑重。这次更离谱,回来后我只把原稿找人抄写了一遍,又交给了他。
开会在即,参加表彰会的不仅有司令部系统各单位的代表,军区司政后机关要派人参加,军区首长也要出席会议。为了确保会议圆满成功,南江处长和其他几位干事住进一个小招待所里彻夜加班,连家都不回;而我呢,却一次又一次地原稿送审,干工作不是干工作,简直是破坏和捣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果然,南江处长生气了。
“我是很少跟你们发火的啊,”南江处长放下正在修改着的领导讲话稿,在我写的感言上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号说,“给你说了多少遍了,要那样写,不要这样写,你倒好,一遍又一遍地把原稿送来!好,你不写我写!”说着,他在原稿的背面开始写起来。写了几笔,还不解气,停下来接着批评说,“我给你作交代的时候,你记也不记一下。先不说材料写得怎么样,就是出于礼貌,处长交代意图时,当干事的也应该用笔记一记吧?真是的!”把做人做事的道理讲清楚后,又担心我承受不了,缓和了一下口气,不无心疼地说,“你还费那个牛劲,有必要费那么大的劲吗?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给,把它抄清楚。”
我接过一看,乖乖,只短短四句话:我心情很激动,说不出什么话来。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
我还是不服气,一边抄一边想,这也太简单了吧?能说出获奖者的心声,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吗?要知道与会人员不仅有基层的同志,还有机关人员和军区首长,他们办文、办会的水平更高。到时候出了丑,可怪不得我,那可要丢咱们处的脸,首先是丢你处长的脸啊!哼,还批评我呢,到时候,我要发扬当年给连队干部提意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好好地批评批评你!
我当新兵时,曾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恶狠狠地给连长、指导员提意见,使不少老兵对我产生了不好的看法。这时,我有点“旧病”复发……
会议开始,当主席台上的首长为“老山沟”们颁完奖,主持人把话筒对准那位获奖代表时,只见这位同志自自然然、抑扬顿挫、有声有色、顺顺畅畅地说道:“我心情很激动,说不出什么话来。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
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连军区首长都站起来与他们握手了,看得出,效果不是一般的好。直到这时,我才彻底服气了。不错,按照常规,获奖感言是应该那样去写的,但还是那句老话:具体的情况要做具体地分析。这些“老山沟”们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常年工作和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的同志只身一人在一个执勤点上工作,他们白天看太阳,夜里看星星和月亮,由于很少与人交流,连说话的功能都萎缩了。你叫他在这么宏大的场合长篇大论、正儿八经地讲一通,一是他们说不出来,二就是背下来也不像他们说的话,大家一听就知道有人在导演和临时教练,降低会议的质量。再说,与会人员看重他们的是实干,不是看他们说得多么漂亮,他们说得越不符合常规,甚至越不会说话,越好。南江处长准确地把握住了“老山沟”们的特质和会议的具体场景,只四句话二十多个字,就达到了我千把字的宏论所达不到的良好效果。作家处长就是作家处长,有水平。我对自己说,你需要学习的东西多着呢,骄傲不得!不等得散会,我就急急忙忙把刚想翘起来的尾巴,又紧紧地夹了起来。
处里的同志都是秀才,随即赋诗一首,概括我和处长的这段“过节”。诗曰:
作家处长好脾气,引得属下不识趣。
忍无可忍发了火,冲冠一怒为兄弟。
不过,我一点儿也不生气。服嘛!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夏天,我感到比以往哪一年的夏天过得都凉爽。
(组织处人员合影。自左至右:许建国、方南江、韩利嘉、董攀山、于培洪。韩延起摄于1988年秋)
后来,方南江历任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山东省武警总队政委、中国武警政治部副主任,官至正军少将,但我们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偶尔组织处的同志还小聚一次;工作上遇到困难和问题,还是情不自禁地找他解决;尤其是写了点什么东西,总是请他指点、帮助、修改、包装。
2015年,我写了一本关于自己部队生活经历的“砖”著,题目是《我的军旅生涯》,想请方南江给写个序言。不过,当时有点难为情的是,此时他的年龄七十又二,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多年,还患有主动脉炎、带状疱疹等严重疾病,并且正在构思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为了让老处长省点儿事儿,我起草了一个序言初稿,用意让他对我的初稿稍加修改,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就行了,不必过于劳心费神。初稿写出来后,便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远在北京的他。
这天晚饭后,我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手机响了。我一接听,是老处长亲切的声音:
“攀山,你交代给我的任务完成了。”仍是那么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有一点说明的是,你写的那个序言初稿很好,但由于你自己不方便夸奖自己,有些东西没有写出来。我在你的基础上简单修改了一下,明天用快递给你寄去,你看一看,不行的地方你再改过来。”
在给他“交代任务”时,无论在电话中还是在电子邮件上,我都跟他说,不要急,啥时有空啥时写。没想到,只一天多工夫就“完成了任务”。我想,既然这么神速,那肯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在我初稿的基础上“简单修改了一下”吧。可第二天接到快递一看,我不禁怦然心动!这哪是“简单修改了一下”啊,哪有“不行的地方再改过来”一说,完全是推倒重来、高标准高质量地重写了一遍。我的初稿着重介绍了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什么搞好铺垫、集中矛盾啊,什么注重情节细节的刻画与描写啊,等等,只是在皮毛上比画了几下子,没有深进去,并且老一套,毫无新意。而老处长则一反初稿,直接将笔触挺进书稿的骨子里,把介绍书与介绍作者结合起来,把我的经历与时代大背景结合起来,把对具体工作的描述与部队建设的全局结合起来,使序言宏大深刻,精准到位,集中表达了当年的同志爱、战友情,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通篇充满着“南江情怀”“南江风格”和“南江味道”,请看开头的一段:
读战友关于部队生活经历的作品,历来都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从中可以读出人物,读出情感,读出岁月,伴随着作者一同喜怒哀乐之时,还能隐约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攀山的《我的军旅生涯》一书,就使我很有这些感慨。个人的经历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生涯》梳理了我们共同的一段生活,唤出了我们共同的一群战友,拨动了我们共同的一缕情思……
连用三个“读”和三个“共同”,就彻底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圈,使“我”这一滴水,融入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滚滚洪流,用时髦的话说,真正的高、大、上。再看中间这一段:
……攀山是个纯粹的农家子。入伍之后不会钻管,鄙视权术,但到哪个单位都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欢迎。完其原因,是他赶上了好时代,时代造就了他,提携了他。他在乡间和学校的那些年,他从军的那些年,社会的风气、部队的风气多好啊。我敢说,他从当兵到晋升为我军的上校,没有为升迁找过一次人,花过一分钱。看看他参军、提干的过程,看看他从部队到机关和从机关到部队任职的经历,这一点相当可信。回忆那个时代,是为了唤回那时的春风。《生涯》一书,对于重温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呼唤社会的良知,净化人们的心灵,无疑将发挥一种正能量的作用,值得一读。
既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又富于诗一般的语言。特别是“回忆那个时代,是为了唤回那时的春风。”一句,如醍醐灌顶,集中揭示了全书的主旨,令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充满着诗情画意。再看结尾处:
攀山还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尤其感恩于他各个时期的首长和战友们,那一个个火热的群体,烘热了他,净化了他,也成就了他。……我想,几易其稿、多方求证、呕心沥血地写出这部书,也许就是攀山对时代、对社会、对军营,特别是对战友、对亲人大恩大德的一个回报吧!
寥寥数语,就把我憋在肚子里、转来转去、就是吐不出来的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作品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聚焦和升华。
看着老处长那苍劲有力的笔迹,联想到当年在组织处工作时,围绕着文字材料的写作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我深感又一次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作家首长就是作家首长啊,思想水平、领导经验、文字功底等就是不一般。所不同的是,那时他是“作家处长”,现在是“作家将军”了;而作家将军还是跟作家处长一样和蔼可亲,力挺他人。
正是南江老处长的修改和推介,使我的这本还称不上书的书大为增辉。书出来后,得到不少老首长、老战友的好评,有的章节先后被《时代文学》《写作》《报刊文摘》《齐鲁晚报》等报刊采用,有的电子媒体平台还予以了连载。
正当我准备再写点儿东西请他继续指点时,2018年10月3日,老处长却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5岁。噩耗传来,所有熟悉他的首长、战友无不悲痛万分,大家用各种方式表达对方南江的哀悼之情。我们组织处的几个老干事还有其他战友,专程从济南赶到北京,向其家人表示慰问,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老处长告别。在他去世两周年之际,战友们又纷纷撰文予以怀念,并将怀念文章结集成册,题目就是《情系方南江》。直工部首任部长、河南省军区原政委张建中将军亲自为文集作序,历数与方南江共事的日日夜夜和结下的深厚情谊;组织处老干事、原济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韩利嘉大校,抱病写了三篇怀念文章还不足以表达怀念之情;远在长沙的当年的秘书处秘书、国防科技大学师职教员许家祥大校,在历数方南江在写作、学习和生活上对他帮助的基础上,满怀深情地写道:“方南江走了。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天堂里多了一位好作家……”
是的,老处长,您安息吧!您的干事们都很争气,他们时时刻刻按照您的榜样做人做事,大都逐步成长为师职干部,有的甚至到了大区正,最不济的我也成了部队的正团、地方上的正高。而且,受您的影响和教练,大都对文学情有独钟,经常发表一些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有的还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专著。
需要提及的是,继小说《最后一个军礼》和同名电影剧本之后,方南江又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从中国武警政治部副主任位子上退休后,又写出了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不但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茅盾文学奖提名等。他自己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军事文化学会高级顾问,山东省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顾问等。
方将军,愿您在天堂里再写出一些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董攀山,山东定陶人,解放军某部政委。199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时代文学》 《祝你幸福》 《广西青年》 《解放军报》 《前卫报》等报刊和新媒体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类作品千余篇。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我的军旅生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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