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均权/侗族文学之我见

蒲公英

芷兰芬芳——芷江侗族自治县优秀文学作品选

侗族文学之我见

文/田均权

       当下民族经济生活已经从自然状态逐步向商品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观念，正令人惶惑又兴奋地进入到现代场景的社会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射的当代场景里，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侗族文化也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表现出应和与参与的积极姿态。

        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闭关式地发展，一味强调自我生存，以纯粹的单质单元为根本；另一种是开放性地发展，承认和强调文化发展中的对话和互渗，以多元异质为依归。

        以他民族文学为参照系而实现自己存在的 “侗族文学”， 在上千年的文化演衍之中，虽也有过交汇现象，却显得相当地拘谨。可以说，侗族文学是在闭关的状态下发展演衍的， 民族特点便也显得格外地古朴和木讷。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正遭遇着如何面对文学嬗变的现实。 新时期“侗族文学”的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的不可抗拒性。 因此，现在对侗民族作家的一部作品或某种文化现象进行某种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昔日对这种操作时表现出的轻松和从容，已经很难用民族固有的思维习惯、判断模式、 情感表达及审美方式来明确界定。

       这是包括侗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从而对新的观照方式的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也就形成了现代观念与传统意识双重观照下的当代侗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评判。

一、现实的观照与侗族历史深层的反思

       侗族主要居住在湘、黔、桂三省区毗邻地区。勤劳勇敢的侗族人民在这场充满传奇色彩的自然环境中休养生息、 繁衍发展、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侗民族丰富多彩又极具特质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从远古时代的侗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作家文学，其间浩浩乎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侗族文化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侗族作家文学给古老的侗族文化注人了一股股鲜活的生气。

        然而纵观四十多年的侗族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 我们的作家少了一点冷峻的笔墨，少了一点严酷的剖析，少了从历史纵向、民族渊源来观瞻人性和人的本质属性，少了从历史的横断面上、民族大融合全景或背景上来开拓侗族文学独特的一片天地。许多的作品领域不宽、挖掘不深，立意浅尝辄止，缺少深沉的悲剧意识，经不起评论家多种角度地去分析。特别是反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极其微弱。从《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到新近作家的作品，不少当代侗族作家的视野仍局限于自己周围的村寨、鼓楼，不能站在一定高度去思考、审视人生，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哲学的关系，把原来一个弱小民族存立于世的艰难进程以及独特环境下的充满神奇特性又纷繁复杂的侗族人民的生活，表现得过于轻松和完美。 作为一个侗族作家，同时应当是一位思想家。一方面应对本民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要尽情地讴歌，另一方面则要冷静而客观地反思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对已经变化和正在变化的民族文化心理作敏锐的艺术捕捉，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堕性意识也应作无情的鞭笞和削骨似的冷静审视结合起来，侗族文学创作才可能有大的突破和超越。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要解剖当下现实社会，就不能不解剖昨天的历史。 侗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只有将侗族的现状置于侗族的历史中去考察， 侗族的现状的可见度才更大遥。而文化属性是一个民族特性的重要因素袁如果放弃了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特性的解剖，我们的作品便显得单薄和苍白遥。而正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侗族作家们显得有些“营养不良”。在历史与现实的表现上常常不是浅尝辄止，就是索性割裂开来，有时甚至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表现历史本身时，常常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横亘一道鸿沟。如此割裂历史与现实的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其作品的艺术生命。

       现实观照下对侗族历史进行深沉反思，就要写出现实场景下的民族差异所带来的剧烈冲击波。从 1949 年的历史大跨越至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乃至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55 个心理结构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几乎是在同一”哨声”下同汉民族一齐跨入全新的门坎里的，其间所带来的民族差异是各具特色、特质鲜明的。56 个民族就应该有 56朵鲜艳夺目的文学奇葩。然而我们睁大瞳孔扫瞄一下我们的文学史书，不能不感到现代侗族文学在辉煌的殿堂里，确实还未捧出光彩夺目的瑰宝。

       现实再次给我们一个一试身手的契机，面对全新的商品经济时代，其它民族作家如此，侗族作家亦应如此。 应站在历史与人的哲学关系的角度， 来表现民族命运之辙，表现文化积淀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把历史与现实交合起来写，尤其是在旧道德正在遭受当代意识锐意挑战的时代。侗族地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的巨大变化。 有作为的侗族作家，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来把握这些内在的冲突和改革，从而把侗族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准确把握侗族社会特性，挖掘深刻的民族内涵

       作为一个侗族文学作家，只有对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形成的原因有深刻的了解，对形成民族性格的历史文化渊源进行认真的探索，才能反映出赖以生存的文化植被，文学之根才能深插，枝叶才可能繁茂，才能在文学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地位。

       侗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艰难的迁徙，最后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重重大山里落根定居。这种迁徙导致侗族人民没有稳定的地域，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劳作，不能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生活困顿，进而导致了侗族社会的滞后。 可以说，侗族的历史是苦难史，又是进取抗争的英雄史，这就铸就了侗族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正是侗族文学生存繁荣的土壤。也正是这种物质文化条件的不稳定性，导致了侗民族信仰意识的多元性。

       信奉多神，相信万物有灵，是侗族潜存在骨髓里的宗教信仰。他们对奇怪的岩石、参天的古树和健壮的动物都认作是冥冥之中神的使者，而作为祭奉和崇拜的对象。他们不但虔诚地祭拜祖母神，也诚恳地崇拜父神，而在治病、丧葬过程中，又十分相信道教的始祖太上老君。这种信奉多神祈求多方福佑的行为，一方面使自己苦难的灵魂得到多方面抚慰，另一方面使自己面入各种各样的戒律和禁规，心理意识常常处于惶恐、紧张、盲从之中。这种特殊的境况之下形成的宗教信仰特性，极大地制约了侗族人民开拓进取精神的弘扬，导致了谨小慎微、随遇面安、落后和偏狭。这种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心理状态本应是侗族文学家观照自身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然而，侗族的作家在这方面的剖析几乎是一项空白，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蜻蜓点水”，未能触及到侗族灵魂深处。

       独特的鼓楼文化是侗族“灵魂”的象征。鼓楼的不同构件所雕刻和安置的多种图案，均与原始图腾和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鼓楼身上积存了侗族多层次、多侧面的文化意识，具有深刻的内涵。它是侗民族内聚力的象征、财富的象征、智慧的象征，又是传承侗族文化的主要场所，祭祀祖先、聚众议事、欢庆歌舞、迎宾送客、起款御敌等，几乎全在鼓楼里或鼓楼坪上举行。 鼓楼应是开启侗族迷人生活宫殿的入口，非常值得我们的侗族作家、学者、诗人们去思考。 然而多年来的倾向是，不管作家还是学者，多数只注意到鼓楼的功用价值和建筑学方面的价值，只抓到鼓楼文化的表层内容，而没有窥探到它的深刻的多方面的多层次文化内涵。可以说，谁把握住了侗族鼓楼文化的深刻内涵，谁就深人到了侗民族的灵魂中，所创作出来的作品肯定会不同凡响而载人民族文化史册。

        侗族是一个内聚力很强的民族，这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侗族靠顽强的内聚力克服了无数次的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历代王朝的灭族之灾而得以生存繁衍。 作为侗族的作家，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的同时，还要看到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一面，即它们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抵阻，无不是制约本民族进步的痼疾。 可以说，侗族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民族内聚力消极的一端。侗族许多有识作家都注意到了对民族内聚力二重性的揭示，初步触及和揭示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复杂内涵，但角度不是站得很高，视野不是很广，自然就显得肤浅和单薄。

       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的交汇方式，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的出发点。作家要写出真正民族化的作品，就要深入寻溯本民族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的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轨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社会的特征和当下现实有一种整体把握，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的作品，这是侗族文学作家的主攻方向。

三、在地域文化的展示中体现作品的民族性

      地域是一个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它包括气候、土地及由此决定的动植物、特产资源等。 地域的差异导致了民族文化形态上的差异。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 少数民族创作实践，已经把地域文化形态和民族文化精神这两者融合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 对于整体的民族文学来说，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是文学作品民族性的组成部分，已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而存在袁而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本身也包容了民族所在地域的特征， 它们相互交融袁共同表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 如何使作品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到水乳交融的境地，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质的文学作品来，这是侗族文学作家面临的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

       人们对事物的了解和认识，总是遵循着从现象到本质、 从表层到里层这一规律，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认识也不例外。而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社会生活的表层，不外是风光景色、风情习俗、生产娱乐的外在现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水，陆地笔下的壮家村寨等等都是通过表层描写来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以作品的特质和特有的内在张力震撼文坛。这种内在的深层意蕴是指什么呢？ 就是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特质，即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特有的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

        注重表面描写蓄深沉意蕴，使我们的作品不至于在奇异感和趣味性中失之于浅薄。怎样从一些浅层次的外在描写达到开掘内在民族精神，反映民族的本质特征呢?

        首先,在描绘地域景物时要把握住一个地方地理环境的特征与灵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个民族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对于形成民族的性格特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望无垠的塞北草原，孕育出蒙古人总体性格特征是粗犷和豪放；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孕育出西北人的总体性格特征是深沉和厚重。侗族人民生活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地方，这里地处偏僻，远离城市，有险峻的大山，也有清泉秀林；有湍急的大河，也有潺潺的溪水。不难想象，生活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下的侗族人民，自然会既有勇武倔强又不失纤丽轻柔的性格。中外古今许多优秀的文学精品，总是把风景描写作为作品不可缺少的血肉甚至筋骨，把风光景色的描写纳入构思的框架之中，以精湛的风光景色描写，为作品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性格提供真实的背景。这就要求我们的侗族文学作家们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修炼：一是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把握作品人物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的特征、灵魂；二是要有高度非凡的概括力，具有缩龙成寸、壶里乾坤的能力，把千山万壑浓缩到笔下的一丘一壑、一山一水，方寸之间得山水精魂。

         其次，在描绘民族风情习俗上充分展示侗族的性格特征。

         民族风情习俗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生活中，经历了数代人的传承和创造而形成的。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艺术形象地、具体真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情感以及习俗特征。 作为一个侗族作家理应对本民族异彩纷呈的风情习俗有独特的钟情和深切的了解，写出特有的民族韵味的作品来。 通过一些节日庆典活动的描写，向世人敞开侗族人民的勤劳朴实又豪爽宽厚的胸怀； 通过一些文化娱乐习俗的描写，向世人展示侗族人民勇敢机灵的性格内涵。如果注意把侗族那些风趣而又能真实体现他们美好性格的风情习俗艺术地显现出来，使读者洞悉他们内在的美好性格特点，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命不息，不断发展的内在内素，同时也使作品民族精神的反映与地域文化的展现得到更好地交融，使作品具有内在的张力和特殊的韵味。

        四、文坛多元化格局下侗族作家个性的自由驰聘

        随着作品审美功能的多元化，表现内容的复杂化，欣赏者的审美情趣的多样化，当今文坛已呈多元化格局遥。具体表现在作品的题旨追求上，大到震惊世人的历史或现实的大事件，小到历史长河或现实生活中的鸡零狗碎，触角无处不到；在题材的开掘上，多角度、多侧面的挖掘，从展现出生活的广度到追踪历史的深度，并升华到哲理的高度，作品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思想性已熔于一炉；在作品的审美层面上，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是展现型、启示型、思辩型的有机结合，多种方法和手法结合，写实的和写意的，具象的和抽象的，外视角的和内视角的，历时性的开掘和共时性的扩展，相互映衬、自由运用，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呈现在侗族作家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道道迷醉人眼的文学风景，侗族作家该如何着手？在此，我们首先要反思一下侗族文学作家的作品。

        从《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及其他作品来看，侗族作家的创作基本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受传统的影响较深，大多没有跳出传统这根绳索的束缚，虽然也写出了一些具有浓郁侗族特点的文学作品，但独特发现少、大多只在形式上与侗族风俗民情和文化进行简单表象式的展览，只求“形”似，未追“神”似，停留在对生活和社会问题浅层次的注释和解答，题材单一，缺乏多样化。 审美属性上，路子走得较窄，基本是说明和证明形，没有呈现五彩缤纷的势态；在审美效应上，止于对单一的政治性的赞成或批判，未能对生活和社会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诠释和挖掘，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基本上停留在五十至八十年代那种写实形，即使也偶尔运用某种非写实的手法，但显得僵硬和呆板。作家中，也有不乏试着脚往外跨出传统圈子的，但由于文学观念的滞后、艺术思维的落窠、审视和剖析生活的能力尚欠“火候”，他们的突破举步维艰。第二个层面是一些年轻的作家们，他们受传统的约束力较小，思想自由活跃，身上少了一些包袱，跨越传统往上跳出了一个高度，在艺术上也有了一定质的飞跃，创作大胆，以全新姿态展示了创作上的多样化遥。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却未能很好地正视和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融进自己创作中，因而使作品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侗民族文化的特色。

       针对上述症结，侗族作家要想在较短时期内把本民族的文学艺术提高到相当的水准，或来一个较大幅度的跨越，在当今文坛多元化格局的场景中，首先要解决文学观念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创作的主体意识空前加强，读者审美能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更新和跨越。这就要求文学创作，已经不止于它像过去一元化的格局，作品抽象地图解政治图解生活，而是要求文学创作要充分地发挥其多方面的审美功能。在满足审美享受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人类生存发展诸多问题的思索以及在人性的恢复和完善方面发挥其作用。多元的审美需求，也召唤我们创作者必须具有开放的文学观念，这给今天的作家们，尤其是还处于落后地位的侗族作家们以一个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处理某一题材，反映某截面的生活时要对其作历史的、人生的、文化的、人性和道德的多方的思考，要求我们的作品超越所写生活的表层，作品的思想内容不仅要有更广的涵盖面，而且还应具有更深的历史穿透力，从而满足更大层面读者的审美需求，引起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乃至不同国度的人的共鸣。当然这种超越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有高度的思想、文化素养。有志于史诗性的侗族作家应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充分施展自己的个性，在把握、开掘题材、提炼主旨时，既能对现实生活的脉搏和时代发展趋势作整体的宏观把握，使之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又具备一种历史感和未来感，能够从人类的发展高度来加以全方位的观照，使作品的主旨超越作品本身描写的时空的人、事。

      在当今多元化格局文坛现状下，充分驰聘侗族作家的个性，在改变文学观念的同时，还应孜孜不倦地探寻作品艺术表现的方式方法。 一部优秀的作品，要求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完善和谐的，不同的描写对象和内容，需要适合它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去表现。从目前文坛创作的态势上，我们预感到：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已成为一种主流。中外许多成功的优秀作品已为我们借鉴提供了榜样。臂如过去我们反映生活主要沿用的是现实主义典型化方法，和通过正常的时空顺序写事件、写人物命运的变化，而 90 年代的作家们已显得异常活跃，或采用高度的写实手法，或采用变形的、象征的、荒诞的非写实的手法，打破正常的时空顺序拓宽拓深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品结构大于情节，不囿于情节线索、结构，而是出现了共时平行、时间交叉、多层对比、轴心辐射等多种结构。作品结构上不以事物为中心，而以象征、意绪、心理感受为结构支点的象征结构、意绪结构、心理结构。在写人上，已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外视角的写法，通过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来展现人物的灵魂奥秘，采用的是外视角和内视角并用、杂糅、采用视点交叉、移位和意识流等，将笔触深人到人物的幻觉和潜意识、下意识。使作品人物更为真实、生动，更立体化，同时也扩大了生活的涵盖。 90 年代我国文坛旗帜林立，“新状况”、“新写实”、“新体验”等等文学主张五花八门，热闹非凡，值得我们侗族作家去挖掘、去尝试。

       我们有理由相信，侗族作家只要正视现实，深刻反思，勤于实践，善于借鉴与扬弃，勇于创新，便会迅速地进人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列，兄弟民族作家一道，为中国文学作出贡献。

（1998 年第 2 期 《民族文学》与石佳

能合作 田均权（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