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仁寿年间,下令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学一所,弟子七十二人,一时天下震动。隋文帝废学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重大挫折,有人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
对于隋文帝废学的原因,人们一般都总结为他晚年好佛,尚刑名,不喜儒术,加之学校教学管理不善,难出人才,致使“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当时儒士思想不统一,南北不一致,难为统治者所用,故有此举。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儒生在学问上很偏狭,品行上多鄙俗,因为国家不重儒,没有俸禄,“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隋书·儒林传》)为统治者和达官贵人所瞧不起,失去了兴学的兴趣。当时有一位儒士既是那时知识界的写照,也与学校兴废有关。
刘炫(约546-约613),字光伯,隋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少时与刘焯友善,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为人聪敏,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周武帝平齐,由刺史宇文亢引荐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为礼曹从事,以干练而知名.其后奉敕与王劭同修国史,又参加修定天文律历,兼与内史省考定群宫。自言,《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皆能讲授,史子文集,皆诵于心。在朝名士十余人共保其所言无谬,于是拜殿内将军。因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书,被人告发,除名,归家以讲学著书为务。后与诸儒修订《五礼》,授旅骑尉。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言学极不宜废。隋炀帝即位,经牛弘推荐,参加修定律令。后经杨达荐举,射策高策授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辞职,归河间,以讲学为业。隋末,妻子离散,饥饿无所依,冻馁而死。门人谥为“宣德先生”。他学通南北经学,精博今文、古文经典,崇信《伪古文尚书礼传》和《伪古文考经孔传》。对先儒章句,多有非议。指陈杜预《左传集解》失误之处,达一百五十余条。所制诸经义疏,为当世士人奉为师宗。孔颖达撰《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皆本于刘炫义疏。因受南学影响,变朴实说经之风,好凭己意改前文,文辞也华丽。并认为,古人委任责成,案不重校,文不繁杂。今世文薄,多杂不密,又万里追让百年旧案,事多而政弊,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刘炫能荡弃家法,不拘旧说,提出《春秋》规过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实开自由说经的先声。
史学家范文澜说,隋代能称得上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绰时称“二刘”。就是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虽说“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可以说兴学有功。其后又力谏隋文帝废学,但统治者终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恐怕与其糟糕的品行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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