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水长流有多长

诗酒年华 · 发表于 2019-8-26 09:04:03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读过山西作家胡正写的《汾水长流》。当时还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因为毕业后都要回村务农，同学们的兴趣大都放在课外读物上。由于后面还有人等着要看，便囫囵吞枣读得很快。尽管如此，许多动人情节仍被深深印在脑海中，几十年都难以忘怀。
《汾水长流》与《艳阳天》的历史背景差不多。文风也有点相似。只没有《艳阳天》场面宏大，更没有《艳阳天》运气好。《艳阳天》出版后的情景，完全可以与如今的畅销书媲美。而《汾水长流》却不知什么原因，就销声匿迹了。
前段时间，看到一本2009年出版的《汾水长流》。拿到手里端详，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看过的那个版本。与原来相比又小又薄。估计作者为适应时代变迁，经过大量删改重新出版的。抱着这样的疑惑，又重读了一遍《汾水长流》。
读后却发现，并无多大的删改，基本与我当年的印象差不多。这时才意识到，书之所以又小又薄，可能与纸张质量有关。当时看的《汾水长流》，纸张既厚又黑，钢笔在上面轻轻划一下，便会留下很粗的一条印迹。
重读过后，大失所望。于乏味枯燥中，已将原来美好的记忆抵消殆尽。随之便冒出些匪夷所思的怪念头。
时代造就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绝大多数农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新社会，充满着信任与感恩。只要是党和政府号召的，便都会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像《汾水长流》中的郭振海与杜红莲式的人物，便应运而生。郭振海年轻气盛一腔热血，站在时代前列，有效地推动了合作化运动。杜红莲年轻漂亮单纯泼辣，冲破落后家庭的束缚，积极要求进步，勇敢地与郭振海比翼双飞。俩人相伴到野外点火抗春寒，在汾河边互诉衷肠，最终结为幸福伴侣。那时候的人，尤其年轻人，是非常单纯好胜与渴望进步的，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憧憬与期待。当时流行一句话，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真的好幸福！
时代也捉弄人。时代在造就英雄人物的同时，有时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甚至试图把人变为一种驯服工具。这个时候，作家们的所谓创作，便纯粹成了解读政策的高级文字匠。胡正与束为、马锋、西戎、孙谦，同属山西第一代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曾经影响了好几茬人。好多人都是看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但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好些作品只能在当时的年代走红，并不能流传百世。现在审视他们当时的写作状态，很可能既兴致勃勃，又战战兢兢的。他们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者，对党绝对忠诚，对新社会充满热爱与激情，对党领导下的每一次大的变革，也都想真心歌颂的。但同时又特别怕犯错误，只能聚精会神先领会文件的精神，再小心翼翼去揣摩上级意图，然后才挖空心思去构思作品。如此极端矛盾的心理状态，怎么能广开思路，进入创作的自由天地呢。他们真的被时代捉弄了。
创作离不开政治。政治是上层建筑中最核心的东西，直接影响着人们全部的生活状态。文学作品脱离这个最大的实际，不去描写在某种政治驾驭下的具体人性特征，还有存在意义吗？又会有多少人对它感兴趣呢？但凡流传百世的名著，哪个又真的能脱离开政治呢？四大名著便是例证。《西游记》看似云山雾罩，一会儿玉皇大帝，一会儿东海龙王，一会儿又是妖魔鬼怪的，但其中无不折射出浓郁的政治色彩。其他三部，则是在直裸裸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精彩博弈。
创作绝不能紧跟政治。离政治远一点，才能看得透彻。《汾水长流》有个反面人物叫赵玉昌。他在村里开个小卖店，那里实际是反动势力的集聚地。作品显示的场景中，既有晴空万里红日高照，又有风卷狂澜诡云密布。客观地讲，当时肯定有人不理解甚至坚决反对合作化。但在势如破竹的大势下，并翻不起什么大浪。作者之所以要那样塑造描写，完全出于政治的要求。何况中国这么大，个把极端事例，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但那绝不是普遍现象。现在看来，这个人物也确实没有立起来。倒是郭振海的老爹郭守成，塑造得有血有肉倍感亲切。他思想转变过程描述得非常细腻，也很合乎情理。也不知是不是作者重新加工了呢。如果原来就这么写，肯定会陷入写中间人物的泥潭之中。
《汾水长流》的书名起得好。汾水是山西的母亲河。汾水流域贯穿山西南北，到晋南融入黄河奔向大海。汾水源远流长，从古到今一直不泄地流淌。以后还将继续如此。可是这本书呢，它还能流传多久，真的不好说。试想，胡正如果不是有身份的革命前辈，他的这部书，2009年恐怕不会再版的。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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