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时代的一曲挽歌 ——徐伟成长篇小说《校花》简评

一默先生

困顿时代的一曲挽歌

——徐伟成长篇小说《校花》简评

文／张三醉

    我不是一个喜欢赶热闹的人，如果徐伟成的这部长篇小说《校花》没有刊发在中国缘文化网上，可能我是不会专门收来看的。我是中国缘文化网的老会员，既然是在中国缘文化网上刊发的长篇，而且这部小说目前在网络上也十分的火，这就给了我一个看的理由。

    读完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却又很想说几句话。

    没有多少感动的原因，大约是因为我本人差不多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吧，我本人也在那个时代里经历了中学生活，生活的相近本该有感动才好，可是，回想到我在那个时代里的困顿，再看小说里主人翁的困顿，至少，小说里主人翁“我”的生活是比我小时的生活环境与条件要优越的多，这小说里的“我”本该珍惜在那个年代里的较好的条件去努力学习、争取成长，可惜，他不是，这也许就是我读完这部小说后没什么感动的原因吧。

    之所以又想说几句话，还是因为我与小说里的“我”有着相应的时代背景经历。我那时候上中学，每天早上走三公里土路去上学，下午放学再走三公里土路回家，当时学校的教育固然比城里的学校差远了，可我们这些学生也只能倾慕；个人家里的生活条件就更差，城里人的户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梦寐而不能求的东西，唯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那时的我也是一个不懂生活道理、不好好学习的人，在困顿的时代里，我比困顿还要困顿。

    在中学时期，我也打过架。也许是我不好好学习，也许是我体力好些，也许是我困顿到不怕痛的原因，所以在中学时，男生之间的打架，我总是要占些优势，后来，一些打架不行的同学与我关系处的很好，因为我能帮他们打赢架。我们那时期，农村人与街道人是有很大差别的，街道的孩子由于天生的非农户口，他们总是要高人一等，因此，一些混混人中也数街佬最多，他们在放学时，偶尔三五集群地等在学校门口打架，那些打不赢的单个同学，只得跟在我后面走，这样，就不怕打架了，因为这些街佬打不赢我，凡是跟我一起走的就不会有打架的可能了。有一次，几个同学打架，一个厉害的终于把另一个同学打倒在地；我对那打赢的说，你这人笨的很，整半天才打赢，我两下就能把你打倒；这个打赢的同学不相信，便与我比试，我一冲上去就把他摁倒了。因为能打架的原因，一些同学也愿意让着我。我家穷困，当时连自行车都没有，有一次，与一个有自行车的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到南陵县县城去，在县城里人多，我一个乡巴佬自然抖抖缩缩的，不小心把一个人碰了一下，发生争执，这个人说，你等着，我叫人来打你；我那时真笨，竟然就在街道边上停下来等着他叫人来打我，自己还知道自行车是与别人借的，把自行锁在一边。边上的人说我，你这个娃怎么还不走？等人来打，你呆啊！可我就是那么呆，呆呆地等了十多分钟，那个叫人来打我的，果然叫了十多个娃娃来，领头的手上拿了一根皮带，啪啪地抖着；我那时也不知道怕事，眼鼓鼓地看着他们是不是真要打我；那个领头的围我转了三圈，然后，手一挥，道，“走，老子今天不想打人”，说完，这邦娃娃全走了，就这么，我这个困困顿顿地等打的人逃过了这一劫；直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当时这邦人不打我的原因。

    我偶尔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中学生时期，男生喜欢打架的原因。中学生打架，尤其是从初二到高二上学期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天生的好动、好斗。小时我家在农村，看那毛都没长齐的光屁股的小公鸡，一个个的好斗。这中学生打架，大约也是这个道理。其二，我们那时家家条件都差，也没什么课外书、更别说有电视、网络了，没有这些消耗时间和筋骨力的地方，打打架也是一种困顿的必然吧？

    至于中学生时谈恋爱的事，我在中学生时并不懂什么恋爱的，然而也是有许多朦胧的感觉，我写诗就是暗恋的原因。因为暗恋，写了许多情诗，大多数丢失了，现在还保存了两三百首当时写的情诗，可惜的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是当时认为写得不好的。因为不好，保留了下来。对我来说，现在想起都觉得可笑。可是，暗恋没影响我什么，但写诗却让我中了毒，直到今天都不能自拔。

    徐伟成这部长篇小说《校花》，实际上也就是写那个时代的中学生、写那个时代中学生的生活，写那个时代中学生的学习，写那个时代中学生的打架斗殴，写那个时代中学生朦朦胧胧的初春之恋。小说中关于“我”、罗娟英、孙有炳、杨英等等一群中学生、学校老师、社会上一些人的相关生活。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进行故事叙述，写实性、放弃议论、将“我”的观点隐藏在文本故事之中。

    在这部小说里，没有高大全的人，没有刻意去塑造典型的英雄形象，也没有蓄意去渲染什么道理，而是以琐碎的人、“一地鸡毛”的事为组织，作者真诚地把那个困顿岁月里的人的日常生活尽兴地表现出来。关注底层、解构崇高、还原生活、注重人物在文本中的自然呼吸与事件发生，是这部小说的创作特色。

    这部小说语言朴素，不刻意渲染文化、而是注重小说中的人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将生活流放到自然的故事里面；作家没有去刻意描写时代背景与环境，也没有把“我”的感悟强加在叙述里面，更没有刻意追求一种价值、批斗和政治立场，面对艰难、困顿、无所适从、尴尬或愚昧的生活，作家就是那么琐碎地把这些展示出来。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的政治和教化内容，作家的笔触是放在这一群人与为当时状态下生活的本来面目的人来写作的。注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态还原、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毫不矫饰地坦然，是这部小说的真诚展示。

    这部小说实际上是新写实小说手法创作的一部作品。作家徐伟成本人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这部小说所展示出的文本技术处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受到过中国新写实主义小说影响的。由于与作者从没有交流过，也许，他本就是中国新写实小说中的一员吧。

    中国新写实小说是开端于80年代后期的一种小说思潮，中国80年代的文学，亦正是诗歌思潮风起云涌之时，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浪潮、世俗文化消费分不开的。随着社会经济中心的确立和商业时代的来临，文学中高大全式的典型性创作开始解体与开放，文学中的终极政治理想与热情降温，在商业经济冲击下的个体生存艰难等复杂的现实已经开始呈现，同时，先锋诗歌和小说也遭遇一定的冷落，市井文化开始崛起，在这种艺术现状之中，文学创作者进入一个痛苦的时期。

    在1989《钟山》第2期上，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盟、卷首语”中指出：新写实“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实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它们“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钟山》杂志对新写实小说的推崇，直接影响了一大批80年代的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叶兆言等作家都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并形成了相应的影响力，他们的创作和《钟山》杂志的推进，制造了80年代中国文学最后一个高潮和热点。

    在当时，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许多作家的写作。这也是我读完这部小说后，把这部小说定义为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原因。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1983年的严打事件。83严打是必然的，经过文革后的社会，已经满目苍凉，加上知青大批量的返城，经济困顿，大部分国营企业都处于困难状态，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与社会大众的适应性还有较大的差异，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的“官倒”，社会风气有所扭曲，刑事犯罪活动增加，恶性事件频有发生，在这种国民生态下，中央进行严打，是十分正确的举措。

    总之，在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困顿时代，生长在那个困顿时代里的一大批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困顿一次的，这种困顿是时代发展与历史交替的必然。亦正如徐伟成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校花》，正是困顿时代的青少年生活状态的一种记录、是那个时代中一些困顿的青少年的一曲挽歌。

轮子

呵呵，也不年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