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国情

楚云婷 · 发表于 2019-1-12 21:21:22

眼下我们呼唤大师的出现已在朝野形成了共同的期盼，长久的等待和渴望有时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表现出来：把某某高寿得早已封山挂剑之辈赶紧加冕为“国宝”，或者索性将那些在媒体上频频露脸的“学术明星” 们也毫不吝啬地扣上一顶“大师”的高帽。毕竟，泱泱大国岂能落下文化的软肋，五千年文明史也让我们丢不起这个不小的面子。

然而，尽管不乏来自方方面面的捧场，那天花乱坠般的口水毕竟掩盖不住精神的痿靡和思想的贫乏，而无知和浅薄在人造的光环下更不时露出可笑的马脚。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满腹经纶之辈，在僻静的角落，在孤独的书斋里，耐得住寂寞潜心学问者仍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奋力耕耘着，这是那些簇拥在聚光灯下的演员们无法望其项背的。但迄今为止。那种震聋发愦之声为何仍然沉寂？而那极富创造性天才的文艺复兴式巨人更沓无踪迹呢？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必沮丧，在这阵子喧嚣过后，经过共同的反思，我们仍会满怀希望。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饱受那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也许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精神经过苦难的淬沥后更会彰显其深刻和高度。

1945年11月，英国驻莫斯科使馆的一位临时一秘，来到了被战火化为一片废墟的列宁格勒，这位三十六岁的青年学者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伯林。因机缘巧合，一天下午，他好奇地拜访了被誉为“俄罗斯月亮” 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有生之年伯林始终认为这次对女诗人的拜访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一次思想的大震撼。

此时的阿赫玛托娃巳经五十六岁了，她饱经风霜两鬓斑白。年轻时她才貌双全，发表的诗歌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革命后他屡遭当局的批判，虽写作不辍，但从1925年至1940年她的诗作从未被允许发表过一行，连唯一的儿子也曾因父母的缘故被投进了监狱。卫国战争开始后，当局意识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在道德上的权威性是一笔可供开掘的财富。当爱国性质的呼吁在御用文人嘴里只是一种粗鄙的口号时，这些真正的诗人却知道怎样用富有魔力的语言唤起民众心灵最深处的爱国情感。连普通士兵也熟读他们的作品，或是把他们的诗歌抄写在小纸条上随身携带着。在祖国面临危急的关头，他们用不朽的诗篇激励了人民的斗志。

阿赫玛托娃以一种如同女王般高贵的身姿出现在伯林眼前，在令他敬畏的气氛中开始了一个人一生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纯粹心灵交流。在那个几乎一无所有狭小的房间里，阿赫玛托娃谈起了自己和其它俄罗斯艺术家们在专制政权下的坎坷遭遇，在她不时噙满眼泪的叙述中，伯林的心灵深处如同感同身受般为之颤栗，从此他憎恨一切专制政体，在以后的学术生涯和社会活动中始终坚持不懈地抨击暴政。在他们广泛深入的交谈中，欧洲文化的统一感也使伯林坚信苏联的专制政体不会长久。他们围绕各自喜欢的诗人和艺术家交换看法，使伯林原来虽精致却多少有些浅薄的趣味有很大的改变，在阿赫玛托娃低沉但充满激情的诗篇吟诵中，伯林常为之心潮澎湃得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而转身凝视窗外。面对阿赫玛托娃高贵勇敢的人格，使伯林体悟到对个人良知绝对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这导致他后来对历史决定论的猛烈批判。这次他们彻夜倾谈直至天明，当分手告别时，伯林对自已将来的学术方向已清楚无疑，这使他后来成为公认的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

近代以降，恐怕没有几个民族像我们一样既波澜壮阔又多灾多难，时代的剧变和灾难往往是成就伟大和深刻思想的天然土壤。历史悠久浩瀚的文化资源和西学东渐的薰陶使我们立足于令人羡慕的起点上。对普世价值的渴望和追求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只要我们赋予自己以高尚的使命，坚守人类的良知，然后勇敢地一跃，世界必将为之嘱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