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字路 老来忆旧事,旧事孰荒唐?写成文字好纪念,看看不怅然! 我如今已经是日暮西山的年纪,谈不上再创新的事了。可是,回想起我曾经走过的人生路,真正是“环境就像大海浪,我在浪里被颠簸”! 如果用文字形容我的人生路,我觉得,我所走过的路,不是平坦的“一”字,竟是曲折的“之”字,而且非常形象。我的童年算是一个小点,有父母庇护,比较圆满;到了少年,如果不计较普天下环境的话,也算平坦,是之字点下的一横。到了青年,却经历了五年从右边(政治对立面)下坠的线——那是因为1969年我与同村同龄人办了个学习班,无端地被怀疑为“特务组织”,遭到县“人保组(全称人民保卫组,是公安、检察、法院合并的组织)”的审查,而且无处申诉。好在五年后还得到了“释疑”,又回到了之字的左边(革命群众),再走平坦的一字路。然而,那“下坠”的线路,竟也有“风景”,说起来仍有回味的情趣。 我现在是一个普通农民。可是在那五年里,我因为被政治封锁,在社会上没有任何“亮点”,处在绝对的禁锢之中。原来的朋友离我远远的,其他人更不肯与我交言,政治会议不能参加,普通会议也只能在角落里“静听”,更谈不上参加文娱活动。而且,什么创业、写作,甚至读闲书的事都不能做。因而,非常寂寞和无奈。在劳动之余,我几乎是个“木偶”。 人的精神状况是决定一切的。在那样的高压下,我不幸患上了“坐骨神经痛”的疾病。凡是“神经”之类的病,患病容易,治疗与恢复很难。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痛得连走路都困难,丧失了劳动能力。那时候,我刚刚结婚,为了生活,还得强撑着给生产队里放牛。 我患了病后,在那“叫天不应”的环境下,“痛定思痛”,觉得应该解开“苦闷与无奈”,任其审查去,以求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决定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 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能寻什么“自己的精神天地”呢?为了寻找这个“天地”,我颇费了神。我历来嗜好读书,那时候,世界上什么书都被禁绝了,而中草药书却非常普及,公家商店里可以随便购买。于是,我便买来这方面的书,研究起中草药来。 哪知道,每个学科里都有他绚丽多彩的内容,都会是一个“自然王国”。我一个没有导师,此前又完全没有涉及过这方面内容的人,如何能够走进这个“王国”里呢? 我先是在供销社的图书柜台上买了一本“草药图谱”的书,把劳动之余无聊的时间,都投入了上去。渐渐地,我算丢掉了烦恼,与这本书交上了朋友。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彩色辩认草药的书。我按照书上所说的,对照图片,在我自己村边的田野里寻找野草。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几乎将田野里的野草都识遍了,还到附近的小山上寻觅,又识别了许多杂草和野树,自己觉得不仅仅是解决了苦闷的心情,还“有了不小的见识”。 于是,我又想,识得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还应该把它们的作用运用起来。虽然,那识别草药的书上也介绍了所说的草、树的作用,但都是“单方”,没有多少“配伍”。我按照书上的介绍,试着给人治一些病。比如治红白“肿毒”,用野葡萄根或者七叶一枝花敷贴,效果很好。只要没有并发症,都能够一贴见效。单纯的气管炎,用鹅不食草煎水喝能够解除病症;妇女经血过多,月经不调,用旱墨莲加上野莴笋,效果很佳。 因为自己的“坐骨神经痛”,我曾经去芜湖市二院治疗。医生用针灸给我扎针,当场效果很好,却是需要常常的去扎,很不方便。为了早日康复,我买来了专门说针灸的书,认真阅读,又买来扎针灸用的银针,对照书上说的穴位,根据书上说的办法,给自己扎针,居然加速了我病痛的康复。 这样,我觉得这些野草、野树和银针真正神奇。可是,要想正规的治病,仅仅用单方和针灸是不够的。于是,我又买来《中医临床辨证》的书,知道了草药有四气五味,人体有五脏六腑,治病需望闻问切。这可是要有真实的中医学问了。仅凭这一点书,又没有导师引导,我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怎么能够进入这门学科呢?因此,我非常懊丧。 我看着“中医临床辨证”的书,像是“猴子捡到了生姜”——要吃,吃不得;要扔,舍不得。傻呼呼地慢慢看,可是,越看越糊涂。哎,中医学的门坎我是进不去了——但是又不甘心。 于是,我又买来《简明中医学》,决心像小学生一样,逐字逐句地阅读、理解,并且随时做好记录。时间不长,我对那些中医用药的基本知识有了初步的理解,还背熟了中药“十八反”和“十九畏”的歌诀。并且学到了开中医处方的基本知识,为了能有实践,我针对自己的身体,试着治疗自己的病,开了几次处方,从药店里配回药来用过后,效果都很理想。眼见得,我再在这里“逗留”几年,就有可能进入中医药的殿堂了。 我在中医药的王国里遨游得兴趣盎然,本来苦闷、无奈的心态也丢到一旁去了,身体渐渐在康复,时间也变得很充实,几乎没有了“被隔离审查”而悲观的感觉。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1974年的春天。那一天的上午,我和生产队的社员(当时农民的称谓)们正在整理准备栽插早稻的水田。人保组的赵秘书长忽然来到田头,通知我们全体开会。我们都坐在田埂上,赵秘书长便开起会来。这个会议,其实只是几句话,他说:“解除学习班的特务嫌疑,任命我这个“同志为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所谓“政治队长”,生产队从来没有过,因此,他解释说:“政治队长,好比是大队(现在是村)里的书记,是第一把手。” 我一个长期被禁锢的人忽然得到解放,而且还当上“官”了,怎么能不兴奋?于是,从那时起,我便放弃了中医学的研究,很快参与了管理生产队的工作。要知道,生产队是个大杂烩,非常的复杂,只要认真地投入其中的管理事务,无论你有多大的精力,都能释放掉。 第二年便取消了“政治队长”的职务,我被任命为生产队队长。生产队的生产任务架到了我的肩上。为了搞好生产,我与本队的几个“诸葛亮”们商议,将生产方式进行了改进,使生产效率直线上升。那一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的生产队达到了空前的产量,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祥见我的《农家沧桑》)。第三年,我被提拔为大队管理委员会主任,脱离了生产队环境,成了大队干部。大队干部的职责,就是围绕上级指挥棒转,当时主要是进行计划生育,这是一项艰巨而且难办的工作。大队干部的习惯,就餐中常常喝酒,因此,我常常被酒熏得昏头昏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六年之久。 在我差不多就要进入中医王国的时候,却忽然终止了研究的步伐。许多年后,我那些已经掌握了的中医学基本知识,又还给了书本。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曾经的中草药书让人借走后,居然没有取回来,现在都无法寻觅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那五年的“之字路”,还有留恋的感觉,甚至有懊悔的情怀——我要是继续钻研中医学,或者就会进入中医药的殿堂,现在应该是个“中医医师”了! 然而,我那五年的“之字路”,也让我领会了人生的哲理: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只要自己能够冷静对待,客观地设置好自己的目标,并且锲而不舍,就会有自己理想的天地。因为“皇天不灭无路之人”——而一蹶不振,只是自己放弃了理想与目标的原因。 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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