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时代开始于1976那个阴霾散去的金秋。经过一场政坛巨震，人们从狂热的意识形态中醒来。人性开始慢慢复苏，在初初开禁的阳光下，我们学着真诚、友善地追求我们所向往的生活。虽然那时我们还很幼稚，但是已经试着用善良的目光观察这个世界。高中时期见到的人、所经历的事，如同一只只火红的灯笼，就挂在我记忆长廊的檐下，温暖我的灵魂，照亮我的梦境。彭先生就是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
彭先生，名陟明，字望山，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我是在十五岁那一年从乡村一所学校转到镇上的高中而成为他的学生的。那时中学学制只有四年，我与彭先生相处只短短两年时间，受他的影响却很深。最近一次高中同学聚会，还有同学说我身上有他的影子。我知道这样的评价不是赞扬，更多的是调侃，多指我与彭先生的性格相似，一张尖刀嘴，一副热心肠。这样的性格脾气难为社会所容，我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想起彭先生，心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
我第一次见到彭先生是在中学的防震棚里。那一年全国到处闹地震。最严重的是唐山大地震，瞬间便夺走了十几万人的生命。地震传言不断，人们不敢在室内逗留，小镇上几乎所有的医院、学校都搭起了防震棚子。那是十年文革动乱的最后一年，高中入学还是由村里推荐，以成分论贫下中农子弟优先。我家成分是富裕中农，阶级政策是团结对象，但不可依靠，因此推荐名额里没有我。当时父亲在镇上一家地方国营工厂上班，一位曲姓新四军老干部是他的领导。曲还兼任中学的“工宣队”队长，同时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看我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外出学徒个头又小，父亲请曲主任帮忙在中学里为我谋一个学籍。曲主任很爽快，但觉得刚开学，走后门太显眼，吩咐我过一阵子再去学校报到。
我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无聊时光，终于等来了去学校报到的消息。曲主任在他的办公室勉励我一番后，便让我去彭先生任班主任的高一（1）班报到。我来到防震棚门口，一位老师正在上课。只见他脸上的皱纹恰似一张交通发达的地图，头发灰白而稀疏，目光犀利如鹰，鼻梁左歪，下巴尖削，瘦骨嶙峋。他身穿一件肥大、瘪塌的灰色中山装，后腰斜顶在一只椅子的靠把上。我犹豫不敢进。他见门外有人探头探脑的，就停下来问：“你有什么事？”我略带拘谨地回答道：“曲主任让我来找彭老师。”我连忙把插班的请求与曲主任的安排与他简洁地说了。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他耷拉着眼皮反问道：“你说的曲主任究竟是谁呀？”眉宇间堆砌的全是轻蔑。他的回答等于告诉别人，他很反感这种开后门入学的不正之风，把敌意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我被他呛得一时语塞，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走投无路。退缩则意味失去求学的机会，再回到每天无所事事的无聊状态。我正在左右为难。彭先生继续讲解他的课程，这一课讲的是鲁迅先生的《孔乙己》。听说“偷书不算偷”，我顿时豁然开朗起来：“赖学不算赖嘛！”于是我就找来一张旧报纸垫在防震棚最后一排的泥地上，面对着过道听他讲课。有时他的板书写得低，我还不时地站起来，伸长脖子看，像饥饿的鹅等着主人喂食一般。就这样一连两个星期，每天我都坐在地上听课。其他任课老师见此情景有心过问，但碍于彭先生的“锐利”而不便擅自主张，只能略微同情地目视一下。
我从小就是守规矩的孩子，加上新到陌生环境，更是文质彬彬的，不调皮，不惹事。虽然没有课本，但课堂笔记写得工工整整的。我这样认真学习，谁也不能奈何于我，更不用说赶我出去了。直到那年十月中旬，我们得知中国政坛几个左派分子被抓，一扫十年文革的阴霾。《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论，欢呼粉碎了“四人帮”。我的求学生涯才有了重大转折。
那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秋日斜阳透过防震棚顶狭长的天窗，柔和地洒下来，刚好落在正襟危坐在地上的我，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彭先生照例背靠椅把，身体略微前倾，哈着腰，戴起老花镜，把一张报纸平摊在讲台上，然后抬头说道：“今天的课程就以《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篇社论为例，谈一谈论述文的一般特点。嗯，那个什么的，先请哪位把社论通读一下？”他扫视了一下全场。或许没有人迎合他的目光。我心想，我的学籍都还没有解决，从没机会发过言，这次朗读肯定轮不到我。我坐在地上，微微仰望着他。彭先生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只见他又翻了一下报纸，低着头，目光从眼镜架子的上方勾射过来，看了看我道：“那个什么的，就请滕业龙同学读一下吧。”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好像彭先生提到的根本不是我。我还坐在地上傻看。彭先生又看了看我：“喂！那个什么的，滕业龙，这篇社论由你来读！”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度。虽然这次我听得清楚，但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咦，彭老师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名字呀？”我简直受宠若惊了，连忙站起来，用手指了指鼻子，用目光询问、确证。彭先生的脸上堆起了褶子，嘴角掩饰不住笑意看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拿起报纸，隔空摆出要递给我的姿势。我快步走到讲台前，从他手里接过报纸，转身就想回到后排再准备朗读。彭先生轻声地说：“那个什么的，你就站在这儿念吧，面朝大家念。”我面带难色地望着他，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一份慈祥和鼓励。于是我先整理好报纸，把那篇社论的一段折成一个方块，以便于阅读。彭先生见我不慌不忙折叠报纸的样子，目光流露出赞许，顿时让我的自信心增强了不少。
我尽量把社论所要表达的除去“四人帮”的喜悦，通过逗、句、感叹号，抑扬顿挫地朗读。整个过程声音洪亮。虽然普通话说得不算好，但还算字正腔圆。当我读完社论，把目光从报纸移开，看到台下有个别同学眼神里带有几分不屑。彭先生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特地点评了我的朗读。他用略带拖腔的泰州口音评价道：“文章是有感情的，好文章能感染人，会感动人。朗读的过程不仅要再现作者的写作意图与观点，还要抒发出作者写这段文字时的喜怒哀乐。照本宣科如同小和尚念经，不算朗读。真正的朗读要有激情，要带情绪。这篇文章，这位同学算是读懂了。“我不禁有点儿喜出望外，但瞬间心情又低落下来，毕竟我还只是一个编外学生，就像是机关的临时工，说让你走，你就得走的。靠近防震棚门口的那一小块泥地才是我的座位呢。我那习惯争强好胜的心顷刻暗淡了许多，耷拉着头，像做贼似的把报纸轻轻地放回讲台，急急地向后排走去。
彭先生干咳了一声：“那个什么的，明天呀?一早让总务处的人给滕业龙把课桌搬过来。那个什么的，班长呀，你去联系。”彭先生简单的几句话，对于孜孜待学的我，简直是天堂的福音，如同热流顿时暖遍了全身。彭先生微笑地看着我，对我点了点头。我满怀感激地看着他，也使劲地点了点头，然后激动地大踏步，几乎是夺门而去。我直奔操场，对着沿着三阳河岸直立的水杉林，大叫一声：“我是高中生啦！”
我借读的这所中学是这座小镇的一张名片。小镇虽然历史悠久，水运、陆运都很方便，交通发达，但还是因这所学校而知名。文革前，这所学校就是地区的重点高中了，几乎每年都有考生进入清华北大，而考上南大南工的就更多了。由于形成了一整套教学规范和相对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引得许多外地学生都想来借读。每当有人问起：“你在哪里上学呀？”“丁沟中学！”回答的声音高亢，具有多重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所中学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风景秀丽，环境怡人，是读书的好地方。学校坐北朝南，四周绿水环绕。最南面是一块操场。教学楼顺着操场的弧形一排排、错落有致地分布。西南角是校办工厂，里面有各种车床。车床的噪声经过操场的衰减不影响上课。操场东面是一片空地，搭着若干个防震棚子。过了防震棚，东南角上就是理发店、茶水炉、小卖部等学校的服务设施。透过操场南侧的水杉林与小镇隔河相望。有时在操场上运动累了，我们就在水杉林里歇脚，靠在树上看对岸码头上浣洗的姑娘。水乡姑娘很美，美在清新，韵在灵秀，伸懒腰时顾盼都有风韵，掠一掠鬓凝望也含风情。清澈的三阳河由南向北蜿蜒而去，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骨干河道，一直受到重点保护。校园的东侧是九里河，不宽，运输的帆船不能走，只能过一种竹筏子，对面也是镇区。西、北两边是弯曲的红光河，整个校园就坐落在这三条河所形成的环形岛上。西岸对面是一块农地，散落几处庄户人家。向北过一座石拱桥是省道236。省道的北侧有一大片的水面。我们的宿舍靠近这一片沙洲。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浅绿色的篓蒿，很快成翠绿一片了。再经几场春雨，芦芽拔节，芦叶舒展，成为碧绿的芦苇天地。
彭先生不是本地人。他是孤儿，后被扬州大明寺收容，在寺庙做杂工才得以糊口。民国二十一年，寺里来了一位主持，与他结缘，便教授他国学。日本人侵华后，他告别恩师，投笔从戎，参加了苏北新四军抗日武装。因爱上一位部队首长也同时看上的姑娘，而被双双开除。抱得美人归后，来到夫人老家所在的镇上，先在学校做一名辅导。不久校长慧眼识才，直接让他担任高中国文老师。光复后，他又因响应南京高校师生反对国民政府被关进监狱。出狱后辗转来到我借读的这所学校，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他就住在校园东北角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与夫人两地分居，几个孩子随夫人在老家。
他那最小的姑娘与我同岁，正好与我同班，也是借读生，只是比我还晚到。姑娘叫彭清，名副其实的清秀、清新。中等身材，匀称而丰满。皮肤白皙，宛如凝脂。一双水灵的杏眼，顾盼有神，乌黑的秀发束成一马尾辫，走路时在后背摆动，如同春柳拂墙。修长的双腿，婀娜的身姿，站着是亭亭玉立的样子。热情大方的她，声音清脆，笑声爽朗，与彭先生阴郁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曾私下议论，彭清无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无情地“背叛”了父亲。有这样一位女儿，应该是他的骄傲。
高中时班级氛围与班主任的风格有很大关系。这与《亮剑》里独立团的军魂相似。李云龙团长，勇敢但叛逆，狡诈也贪婪，他能带出一支像狼一样嗷嗷叫的部队。彭先生更像一名辩士，在做好防守的同时，始终保持一种进攻状态，一言不合，奋起反击。语言如同匕首，直插对手逻辑的软肋，常常一剑封喉。
为了配合政治需要，那年正规语文教材被束之高阁，而以大批判文章替代。“四人帮”里张春桥、姚文元早年靠理论起家，均是辩论高手，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是要花很大气力的。批判文章写得好，论述文肯定也很棒。时势给了彭先生一次充分展示才华的机会。他的文章不时在省报和市报上发表。有几篇很经典，思想性特别强，笔调就像鲁迅先生。他有时还会有点儿神经质，正在讲解文革理论的逻辑错误，忽然拍案叫绝，神态如同一稚童突然拥有数目不菲的压岁钱一样满足。三尺讲台成了手术台，每一篇文章都是标本，被彭先生解剖得清清楚楚，让我们感叹不已。
转眼到了严冬，气温越来越低。防震棚四面透风，班上患感冒的人越来越多。我比其他同学更残，不只是感冒，还要遭受鼻炎之苦。每天上午10点左右，头似开裂一般的痛。即使感冒已经痊愈，头痛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天上午，天空阴沉，寒风凛冽，撞在槐树枝条上发出“呜——呜”的声音。彭先生防寒算是全副武装了，头戴瓜皮帽子，身穿老式对襟皮袍子，脚下是深褐色的翻毛皮鞋，远看像旧社会的财主。他对自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批评江青的文章进行详细分析。我拿着一只皱巴巴的手帕，不时地擤鼻子。或许怕我听不清他的讲解，我每次擤鼻子，他都会停下来等一会儿。快下课时，他一边收拾教案，所谓教案就是一张报纸，一张上面被他涂涂划划过的报纸，一边似看着我说:“那个什么的，你一直擤鼻子也不是事呀，影响别人听课呢。出去用冷水敷敷脑门，或许能缓解鼻塞，头疼会好一点儿。”下课了，他点燃香烟，贪婪地吸了几口，一副很满足的样子，然后慢慢地踱到我的身边，和蔼地对我说:“午饭后，到我的宿舍来一趟，有事找你的。”
午后风变小了，太阳也出来了。校园东北角，枫林如火，萧瑟的校园只剩下这一片亮色。教师宿舍坐落在枫林里。彭先生住第二排最东头，位于九里河与红光河交汇拐弯处。我患的是病毒性感冒，清水鼻涕流不停，眼泪汪汪的，看上去像刚哭过。仅有的两块手帕都脏了，手里这块还是刚在宿舍洗净的。彭先生宿舍门前挂着一条芦花帘子。我掀开帘子，刚要敲门，门即开了，是彭清开的。她微笑说:“来啦。”又扭过粉颈，朝里屋喊道：“爸，他来了！”然后引我在书桌旁坐下，给我去倒水。彭先生住的是平房，两居室，砖木结构，屋顶吊有天花板，说话回声悠扬。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兼书房。四面墙上有三面贴着毛泽东的画像或语录，只有书桌迎面的墙上挂了一副鲁迅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彭先生的手迹，很有鲁迅书法的风格。餐桌也当书桌，上面堆着我们的作业本。我的作文簿被单独放在旁边。我好奇地翻开本子，想看最近一期先生的批语。这学期已经写过五篇作文，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有他的批语，其中有一篇批语比我写的作文都长。读彭先生批语简直是一种享受，有的批语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会评析作文得失，特别是对论据的有效性，论证的逻辑性分析更多。有时还会从原作说开去，介绍论述文写作技巧，见解精到，让我受益匪浅。最近这期作文题目是“是旗手，还是黑手？”内容是批判江青对文艺创作干扰的。这一次批语很少，只有十几个字，龙飞凤舞写着:“观点明确，事实清楚，脉络分明，确是一篇好文章！”
彭清端茶过来，递到我手上，浅浅地笑道:“感觉不错吧？这是我见过的最高评价了！看得人都眼红。”“那个什么的，你别闹了，还是让他趁热把碗里草药喝了。”彭先生已经站在我身后，摘去了瓜皮帽子，稀疏的头发像寒冬的枯草。他对彭清说:“你先出去，到小卖部给我拿包烟。”我这才注意到彭清端给我的不是茶，原来竟是彭先生为我煎制的中药！他早年在大明寺学过一些医术，在镇上很有名气。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赢得人们交口称赞。凭借过硬的医术，他才有惊无险地度过动荡岁月，否则以他尖刻的语言，古怪的性格，早被整惨了。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捧起碗里晃动着的墨绿色液体，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好在有感冒掩饰，不至于太难堪。
本来我与彭先生可以相处得很好，甚至会达到情同父子的程度。接下来发生的事绷紧了这段情缘，直到有一天，差一点就断了。
彭先生坐下来，侧身对着我，缓缓地叹了口气，作一副无奈状，对我说:“那个什么的，我跟你说呀，这个世道读书没啥用呢。”见我没有反应，还只管不停地擤鼻子，他又加重了语气：“有件事，你回去跟你老子（扬州方言指父亲）商量一下。最近校办工厂要招几个车工，我跟他们说好了，这学期结束，你和彭清一起去学徒。荒年饿不着手艺人呢，有个技术将来好谋生呀。”那时彭先生在我心里几乎是圣人，他说的话如同圣旨。我不停地点头，表示一回去就与家长商量。心里还想有彭清这小妮子整天陪着，学徒也开心呀，学徒也是学嘛。事实证明，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周末回到家时，母亲正在灶台上忙碌，整个灶间热气腾腾，菜香弥漫了整个屋子。锅盖上放着三盘已经做好的炒菜，保温着。我放下书包，刚拿筷子捡菜吃，父亲喊我过去，让我与他一起把堂屋的八仙桌抬出来。我连忙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这么隆重的，连八仙桌也要搬出来。”“今天是老太爷一百冥寿呀。”妹妹一边向灶堂里添柴一边对我说。老太爷是老家对曾祖父的尊称。做冥寿是给已经去世的人过生日。一般逢十年才做一次，比如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直到做到一百岁冥寿后就不再做了。如今老家给先人做冥寿比今人做阳寿生日还热闹，除了搭台唱戏、宴请亲朋、乡邻，还请来和尚做佛事。外面戏台上锣鼓声、丝竹调，堂间和尚诵经声、木鱼声；残席闹酒声、孩子嬉闹声，把整个村庄闹得沸沸扬扬，在寂静的乡村能传得很远。做冥寿，全然不是庆祝，而是一种纪念。
文革期间，大搞破“四旧”，造成文化断裂。和尚道士都还俗、下山了；文艺只有几出样板戏。当时还处在文革后期，给曾祖做冥寿只能烧钱化纸、磕头作揖，偷偷地做，不能被“革命”群众发现。纪念仪式结束后，一家人才坐在八仙桌旁吃饭。我把彭先生让我去校办工厂学徒的建议一五一十地告诉父母。母亲听了很高兴:“这是好事呀，真是祖宗显灵了！学到手艺，每个月还有12块钱补贴，要不是彭老师，好事哪会临到我们呀？”妹妹疑惑地看了看父亲，轻声问道：“哥，可不可以一边学徒一边上学？不上学太可惜了。”父亲很快吃完了。他一贯如此，先表示已经吃好，如果还有剩饭剩菜，他会继续吃。等我长大后才知道，父亲每顿都担心饭菜不够，总想让我和妹妹先吃饱。他把筷子搁在碗上，然后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在等我们吃完准备清理现场呢。父亲一边等，一边在思考，从吸烟表情可以看出他也很纠结。
那时父亲每月只拿四十七块钱工资，家里入不敷出。母亲身体不好，经常要到扬州、南京看病，花销很大。妹妹只比我只小三岁，几乎与我同时发育，发育阶段我们特别能吃。父亲一月工资只够买120斤大米。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那时已经欠下300多元债务，大部分是从厂里借来的。他的分管领导是一位在“反右”运动被打成“右倾”的知识分子，很有同情心，与父亲是至交，每次都特批借钱给父亲。我读大学第一学期回家，给他带了一条上海产的“牡丹”牌香烟，准备托父亲带给他，这是我想对他表达的一点谢意。然而，天不佑好人，在我回老家的前几天，他竟脑溢血过世了。“一钱逼死英雄汉。”手中有钱，家里不慌；手头拮据，事情难办。父亲接连抽了好几支香烟，沉思很久，最后下定决心。他把烟头狠劲地按灭在烟灰缸里，深思熟虑地说：“这是一个选择。既然是选择，就有利有弊，关键要看轻重缓急。”父亲的说话一认真便成了论证：“你现在学徒赚钱与学习文化、增强本领，谁轻谁重？家庭暂时困难与你学习，谁缓谁急？那些鼓吹读书无用的家伙不是被打倒了吗？国家不会一直这么乱下去。”
父亲说得在理，彭先生一片好意，我究竟听谁呢？
周一回到学校。上午课间休息，大家围坐在我后排的男生解荣身边，听他绘声绘色讲述如何捕获黄鼠狼。他为了吸引女生眼球，故意把狩猎过程说得很曲折，引得她们一阵阵惊叹。前一天晚上他逮了一只黄鼠狼，回去一秤，足有四斤，到镇上收购站卖得了两块八角钱。人都喜欢展示自己长处，弥补自身重要方面的不足，以求得心理平衡。解荣学习兴趣不高，上课经常做小动作，还打瞌睡，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动手能力很强。天上飞的黄雀，地上跑的黄鼠狼，水里游的黄刀鲥，他都会根据动物各自特性，自制工具抓到它们。每当从野外捕到小动物，他都会在课间大声宣扬，有时还把卖掉猎物所得现金拿出来一张一张地数给大家看，以证明所说并非虚言。前排的女生看到他手舞花花绿绿的票子，个个羡慕不已，有的女生瞟来的眼神甚至带有几分仰慕。每到这时解荣就挺直腰板，在男生面前似乎一下子高出了许多。借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学习好，不算好；女生看好才是真正的好。”彭先生看不惯他那显摆样子，曾挖苦说，做猎人不需上高中，《水浒传》里解珍、解宝大字不识几个，照样射杀猛虎呢。彭清对他也很冷淡。即使他把狩猎过程说得再生动，她不会有任何表情。解荣被这对父女冷落，讥讽，心里很不舒服。
这天彭清嘟着嘴，闪着泪光，似乎刚哭过，走到解荣的座位时，猛一低头，加快了步伐，准备侧身钻过去。人在得意时，容易失去理智。解荣见彭清不听他显摆，故意恶作剧。见彭清想急步穿过人群，解家荣提脚向前一伸，正好绊着彭清的左脚。彭清立即失去了重心，整个身子像游泳比赛运动员下水，猛然向前一扑。我站在过道里，本来已经侧着身子，准备让彭清过去。她这一扑，手刚好划在我脸上。说时迟，那时快，我出于本能立即伸出左手向前一挡，正好搂住她的腰，倒有点像芭蕾舞的造型，惹得在场的人马上哄笑起来。我赶紧把她放下，顿时满脸通红。彭清站立起来，狠狠瞪了解荣一眼，但没有发作，又见我脸上有一条血印，那是她指甲划的，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彭先生是知道我与彭清的关系不错的，所以对我更加照应。
这天午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在小卖部后院晒太阳，解荣买了一包“勇士”牌香烟发给大伙，那潇洒劲倒有如今老板的范儿。我刚点上烟，只吸了一口，有同学说彭先生过来了。大伙儿赶紧把烟掐灭，急忙藏在土矶墙缝里，再转过身装着晒着太阳。彭先生走到近前，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只对我说：“那个什么的，滕业龙，你出来！我有事找你。”我很尴尬，知道他看见我们抽烟的。按照当时的《中学生守则》，学生抽烟被发现即受警告，屡教不改者要被开除。我忐忑不安，低着头随彭先生走进教师办公室。
彭先生拉了一张藤椅坐下来，因为瘦小，似乎就蜷缩在椅子里，眼皮耷拉着，轻敲了一下办公桌对我说：“你才多大呀，也学抽烟了？那个什么的，你还在长身体。抽烟影响身体发育呢。”他有些抱怨地对我说，“好事学不上，坏事一学成。下次不允许了！”接着又问：“跟你老子商量得怎像啊？”他指到校办厂学徒的事。
我把父亲的意思跟他说了。彭先生一声不吭。不过，从他脸上能看得出，他不太高兴。我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就站在那儿。老师不让我走，我只好等着。又过了一会儿，只听他叹了一口气：“你老子讲的也在理。多读点书总没有坏处。这样吧，我让彭清先去。”他做出一个我可以走的手势。我怅然若失地走了出来。
不久，我们从《参考消息》上得知，全国将要调整高校招生政策，改变原先地方推荐的做法，实行入学考试。整个学校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迎接升学考试上来。
当时全校有四个毕业班，学校仅留下两个班，其余同学都发了毕业证书，提前毕业了。在划分文科班与理科班之前，彭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要我去文科班。当时全国科学大会刚结束不久，社会上热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受此影响，我又一次违背了彭先生的好意，选择了理科班。
那一年，彭先生五十八岁。文革前，彭先生因为没有正规大学学历，虽满腹经纶、文采斐然，但一直教高二语文。这次恢复高考，他去找了校长，想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带一次毕业班，还不顾年老体弱，要做这个班的班主任。见他态度坚决，学校领导同意了彭先生的请求。
彭先生在担任文科班班主任的同时，还担任理科班的语文老师，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但不久，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他对我的不满。我莫名其妙，后来反思，可能是他看不惯我整天很拽的样子，尤其写作文风浮夸，假话、空话太多。
1977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作文是写一篇记叙文，我们那时就练习、模仿写各类记叙文。我总共写了十五种不同样的记叙文，准备高考时派上用场。以前一直跟着彭先生学写论述文，一下子转写记叙文很不适应。记得我写过一篇《我的朋友王大牛》，为了突出主题，我把首次与王大牛相识安排在三阳河里。就在我玩水，掉入一只深塘，快被淹死时，王大牛出现了，是他把我救上了岸。
彭先生在范文讲解时，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说：“有的同学写作文为了猎奇，胡编乱造。我就不相信，一个快被淹死的人，还在想什么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他想到的应该是怎么才能换口气。这样的假文章，糊弄鬼呀！”
他批评我不指名，比直接批评更让我难为情。班上有几位女生看过我这篇作文，有的还为我设计的故事情节叫好呢。我一时下不来面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过去从来没有受人这样的嘲讽，便忍耐不住站了起来：“不带这样挖苦人的！我的文章写不好，也只能说明你教得有问题。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嘛。”
彭先生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是的，养不教，父之过。回去问你老子，有这样与老师说话的吗？没礼貌。”说这话时，他的口气是客观的，倒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全班同学都看着我，神情很复杂。有的赞许，有的担忧，当然也有幸灾乐祸的。我后悔自己的莽撞，又没台阶下，就尴尬地站着。
“坐下吧。作文，文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感情。文辞再好，若表达的是虚假的感情，这样的文章有人愿意读吗？”他给了我一个台阶，让我坐下来，又借题发挥道：“南北朝时有个叫刘勰的人写过一本《文心雕龙》，他在《情采》里就曾说过，《诗经》里的国风、大雅、小雅等创作，作者是要把情思、忧愤唱出来，讽刺上层人物。这就是为了抒情而创作。辞赋家心里本没有喜怒哀乐，只会运用夸张手法，以图沽名钓誉。这是为创作而虚构感情。因此，为抒发感情而创作的文章，语言简练、纯真质朴，而为创作而虚构感情而写就的文字，则文辞浮华、杂乱虚夸。”
看到大家听得都很入神，彭先生接着说：“刘勰还说，有些人明明热衷于高官厚禄，笔下却空泛地歌唱田园生活；有些人整天忙于案头政务，却空说世外桃源的情趣。没有真情实感，所写的与内心所想的完全相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因为有丰实的果子吸引人。据传以前有一男子，因其不甚爱兰，种出来的兰花都不香。贱微如草木者，尚且还要依靠甜美的果实、真挚的感情，才能吸引人，才能香袭人，何况文章呢？文章须以言志、抒情为根本，如果说的话与情志相反，这文章还可信吗？”
虽然我不敢看彭先生的眼睛，但认真地听，越听越感觉愧疚，心里很佩服他。
后来彭先生还一如既往地认真批阅我的作文，看到我华而不实的内容，照例讽刺。我理解他的好意，但心理上与他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语文成绩是五十五分，未能及格。问题出在1978年的语文试卷作文是缩写，满肚子的记叙文一点用不上。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写作方式。答卷时，我就把文章里的每句话都缩成几个字，所有的修饰词都去掉，缩写后还是超过了限制的字数。好在我的数理化成绩好，总分还是超过了当年高校录取分数线。
拿到入学通知书，父亲去学校请任课老师参加谢师宴。彭先生也来了。饭桌上，数理化各科任课老师，谈笑风生，与沉默寡言的彭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化学老师，勉励我进入南京大学化学系后，要如何如何。父亲很客气地说：“多亏各位老师了。孩子以后还请老师多多指导。”
“还要指导到老吗？”彭先生冷冷地说道。大家热情洋溢的脸一下子都像结了冰的河面，整个晚宴气氛再没了先前的活跃。
回家的路上，谈及彭先生的态度，父亲说：“今年彭先生带的文科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彭清考上师范学校。如果彭清不去校办厂学徒，准备得再充分一点，考上大学肯定没有问题。于公于私，彭老师心里都不爽啊。”
中学毕业后，头几年暑假，我们都回学校看望老师的。后来学弟学妹越来越多，每次都让老师接待得手忙脚乱的，加上我们工作、生活也忙，慢慢地回母校就少了。
到了中学毕业二十年那年秋天，班长组织了一场聚会。除了彭先生因为体弱没能到场，其他任课老师都来了。晚宴后，我们坐车一起到了彭先生的乡下老家。其时，彭先生已近耄耋之年，但精神很好。说着，说着，他又谈起了我那篇《我的朋友王大牛》作文。彭先生还说，当时看不惯我神气活现的样子，想借这篇作文敲打我一下，免得我太骄傲。那时已是县城实验小学校长的彭清在一旁插嘴说：“其实，爸爸很欣赏滕业龙，对吧？”彭先生像个孩子似地认真地点点头。
我心里一阵感动。因为有爱，才有岁月磨灭不了的记忆。
彭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我怀念他。时光流逝再多，我与他的师生情也断不了。与先生相处的日子，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做人，与作文一样，要真实。“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假话说得再动听，骗得了人一时，而骗不了人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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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5 09: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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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5 17: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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