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新世纪“学人诗歌”现象观察（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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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张德明

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审专家，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六部学术著作六部、诗集一部。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诗作见于《诗刊》《星星》等国内文学期刊。获广东省青年文学评论奖、2013年度“诗探索奖”理论奖、《星星》诗刊2014年度批评家奖等众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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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期

诗与诗学的张力

新世纪“学人诗歌”现象观察

新世纪以来，当代学人尤其是诗歌评论家，如陈超、沈奇、张清华（华清）、罗振亚、汪剑钊、姜涛、荣光启、张立群、霍俊明、杨庆祥等，都对诗歌创作与发表投入了极大热情，他们的诗作屡屡登上国内各大文学刊物，个人诗集也相继在出版社出版面世。新世纪以来这种较为突出的“学人诗歌”现象，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观照学人之诗，可以将其放入当代诗歌的美学谱系中来考评和测量，若能测算出他们在当代诗歌史中占有着足够的分量和地位，那对这些学人来说，自然是颇具意义和意味的。不过，学人之为诗，恐怕并非完全是出于文学史的考量，或许还在于与其从事的诗学研究工作形成某种呼应、对话与互动关系。其中存有的诗人与评论家两种身份的紧张与冲突、文学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博弈乃至个人精神史的修复抑或重构等复杂关系，因此更值得我们细致的巡察与辨析。本文将从上述几方面入手，对新世纪“学人诗歌”现象加以具体剖解，以揭示其中彰显的诗与诗学的张力态势。同时，就学人为诗的特别意义，本文也将作一定的探究与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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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家与诗人之间：身份的认同和焦虑

如所周知，新世纪以来的学人作诗，已经达乎异常普遍的程度。值得关注的评论家诗人，除上文列述的一众外，还可以添加上更多的名字，如敬文东、赵思运、谭五昌、庄伟杰、徐兆寿、吴投文、张桃洲、傅元峰、王东东、马知遥、陈爱中、王学东、刘波、张伟栋、陈卫、孙晓娅、罗小凤（罗雨）、余旸、胡桑、茱萸等等。事实上，这个名单也只是一个不完全叙述，这样的铺排还可以不断持续下去。这些评论家诗人，近年都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过诗作，而且多数都出版了自己的个人诗集，由此构成一种极为显在的“学人诗歌”现象，令学界和诗坛同时注目。此外，还有一些既具评论才华又有诗歌技艺的学人，如臧棣、西渡、周瓒等，他们早已诗名远播，诗人的身份实际已异常鲜明和清晰，因而不在本文述说之列。“学人诗歌”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晚清之期，据刘士林先生考证，“学人诗歌”（“学人之诗”）的命名由同光体诗人陈衍第一次提出，他评价钱基博的创作“勤勤勉勉”，“不愧学人之诗”【1】。这提示我们，“学人之诗”一说，大抵出现于晚近，将学人与诗人加以明确二分，其实是知识分类日益清晰之后产生的结果。“学人之诗”的命名因此体现着某种现代意味，当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密和明晰，诗人、学人逐渐形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阵营，形成人们识别知识分子形态的两种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顺理成章。自然，二者偶尔会有交叉，因此就有了“诗人之学”与“学人之诗”的说法。看待新世纪学人从事新诗创作从而生成大量“学人诗歌”这一现象，我认为放在两种身份的交互关系这一维度上来辨识，是较为切合的。学人懂得著诗，或者更准确说，评论家能够创作出一手好诗，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评论家与诗人两种身份的简单相加吗？还是在评论家身份之外，附着上独具创作禀赋的美丽光环？抑或二者各归其所，并不存在彼此证明、相互加码的关系？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知识门类林林总总的当代社会，我觉得对这样的问题加以深究，是不乏价值和意义的。无可否认，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之间，确乎存在着相互启发、互为助力的关联，这也为许多评论家反复陈诉过。罗振亚认为：“一个诗歌研究者不一定非得是诗人，但最好有过写诗的经历，有没有这种经历大不一样，你写过，哪怕写的不好，但总还是比没写过的人更能够熟悉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走进研究对象的本质深处。”【2】这里肯定了在创作过程中，评论家对诗歌内在基本构件和生成机制的亲自体察，会获得“走进研究对象本质深处”的重大收益，创作由此可以为批评开辟深广的道路，是有一定道理的。相同的认知体现在霍俊明的诗集自序中，他写道：“我把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看作了左手和右手的关系——一只更为熟练、一只略显生疏。它们共同支撑起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些诗歌既记录了我在斗室、故乡和黑夜行旅中那一闪而过的感触或者长久萦绕于怀的过往人事的碎片，又是我对诗歌批评作为一种‘写作’和‘创造’的思考。”【3】其实，评论家写诗，最好的结果是“双赢”，即两种身份的完美叠加，共同分享“优秀”“著名”这样的修饰语，如同欧阳江河称赞张清华那样：“作为当代中国诗学最具影响力的大批评家，张清华最打动我的，是他的格局感，他对伟大诗歌的直觉力与把握力。而此次写序，我得以集中阅读他的诗作，见识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独特魅力。”【4】从上述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评论家还是诗人，都秉持着如此近乎一致的认知：会写诗的评论家，他的评论一定会更加精准和到位。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评论家的诗歌创作，将会起到强化其诗歌评论的精辟度与合法性的奇特功效。不过，对几乎所有评论家来说，人们在对其作为评论家的身份加以充分认可之后，对其作为诗人的身份关注和重视的热度，无疑会大大降低。评论家身份“遮蔽”诗人身份的现象，由此成为了当代社会常见的情态，成为了一再发生、反复重演的残酷现实，降临到评论家头上。霍俊明评说陈超：“很大程度上，诗界普遍关注和看中陈超作为诗论家的一面，而这种‘高拔’也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长期遭受遮蔽的一个阴影和消磁器。”【5】王士强谈论沈奇：“在当代中国诗歌界，沈奇一直是一位‘非典型’不好‘界定’的人物：他写诗，但主要的是以学者知名，作为诗人的沈奇，则一再被遮蔽或时隐时现。”【6】刘翔如此评价汪剑钊：“汪剑钊的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是一个隐微的重要存在，翻译家的名声似乎遮蔽和掩盖了作为诗人的汪剑钊形象，但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汪剑钊是远为重要的。”【7】上面引述的三段话里，都出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遮蔽”，旨在强调被论者所具有的学人（评论家、翻译家）身份对他们本有的诗人身份产生的压制乃至遮盖关系。可见，诗人身份常常无法揭明，在评论家那里实属普遍现象。如果评论家并不重视诗名的张扬，诗人身份处于遮蔽状也就罢了。可偏偏有不少评论家，对于他们的诗人身份又格外在乎和看重。例如陈超生前在对自己的身份加以排序时，总是将“诗人”放在首位，“在陈超的人生履历和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可见陈超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8】对于评论家与诗人两种称谓的择选，张清华的态度显得相当明确，他说，如果要在诗人华清和批评家张清华之间做个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前者。于是，一个有志于做诗人的评论家，在面对评论被认可而诗歌并不被认可的残酷现实时，自然就生出了无法摆脱的身份焦虑：“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诗歌批评者’是个悲剧性的定位。如果我确实在从事诗歌写作，而别人又成心不承认有这回事，确实会让我感到悲伤。因为很显然，如果一个人可以做运动员的话，谁还会愿意去做裁判呢？如果自己能够成为写作者，那就断然没必要去做一个批评家。我自己经常会犹疑，在诗人华清和批评家张清华之间，我更倾向于哪一个呢？当然是前者，但是别人不这么看，不愿意承认我的这个身份。”【9】我认为，评论家张清华的这种身份焦虑，绝不只是个别现象，或许是很多善于写诗的评论家内心情感态度的真实写照。兼善诗与评的评论家更看重诗人身份，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可能较为复杂，其中之一就是由来已久的文学史情结。相比专业诗人而言，评论家可能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更为了解和熟悉，内心深处的那种文学史情结，自然不会比专业诗人淡薄了。在我看来，评论家这种由于自己的诗歌并不被完全认可、诗人身份无法真正确立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一方面，评论家与诗人这两种身份，其实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尤其在现代社会，一个人选择作为诗人或者作为评论家，不过是知识分类和工作方式的各自不同而已，并无高下之别。同时，尽管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少交集，但更多时候，它们都应被视作彼此显著不同的两个工种，我们应更尊重二者的各自独立性。另一方面，既然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分属不同的知识门类，那么，它们之间的交叉与勾连，其实并不能给其中之一带来直接的精神补贴。我的意思是说，在诗歌评论领域，会写诗的评论家并不比不会写诗的评论家具备先在的学术优势，享有更大的话语特权。洪子诚先生在回忆与王清平、骆一禾等北大诗人交往的经历时，曾说过一段有趣的话：“前边讲到指导学生的论文，两次给指导一词加上了引号。这是因为我确实没有指导过他们：没有讨论过提纲，没有再三再四的修改，送来的稿子几乎就是定稿。这使我做出一种判断，‘诗人’们在‘学问’上，也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总是相当出色。因此，如果有‘诗人’要我‘指导’论文，我总是欣然应允。但后来发觉，任何绝对化的判断，都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也会有‘诗人’的论文，让我十分头疼的时候。”【10】洪先生说的绝对是实情，的确存在着会写论文的诗人和不会写论文的诗人，不过，一个诗人会不会写论文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能写出一首好诗。

一个能写出好诗的诗人，论文即使写得再差、再“令人头疼”，其实并不影响他的诗名。同理，一个评论家只要能写一篇好的评论文章，他的诗歌哪怕写得再差，也不影响他作为优秀评论家的身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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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与表达：两种话语的博弈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提出，会写诗的评论家，其诗歌并不能为其评论家的身份增加任何砝码。这是否意味着评论家的诗歌创作，没有多大意义了呢？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评论家从事诗歌创作，其意义和价值是相当突出的，值得高度激赏与充分肯定。从表层上看，评论家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游走，通过文学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相互比照和频繁对话，不断突破语言与思想的疆界，不断拓展书写与表达的空间，让自我的生存体验变得更为复杂和斑驳，自我的精神生活变得更为充实和丰富。从深层上说，评论家多为高校教员，研究与批评是他们的职业性工作，评论话语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某种体制性话语，那么诗歌创作则是他们职业之外的业余行为，诗歌话语则代表着非体制性话语，评论家们在体制性话语和非体制性话语之间穿越，诗歌创作某种意义上为他们扩大了存在的空间，带来了更多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快慰。更可贵的是，在两种话语的长期博弈与对垒之下，评论家的创作还有可能无意之中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某种新的方案与路径。评论家从事诗歌创作，比起专业诗人来，难度其实要大得多。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评论家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他的职业性工作所占用，只有少部分时间和精力才可能分配给诗歌写作，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极大减少了评论家生成灵感、打磨诗艺的可能性。姜涛曾描述自己近些年的写作状况：“还在断断续续地写，只是数量却一直稀少。”这种写作数量上不去的原因，在姜涛看来正是时间和精力有限所致：“自我安慰的话，这不完全是因创作力的衰减，学院式的学术写作已杀死了大部分脑细胞，隔三岔五的当代诗评说，又消耗了不少怨愤的激情，不能持续地、更多地写诗，大概属于中年常态。”【11】谈论自己的诗歌写作，沈奇说道：“由于天性使然，加之生活境遇的局限，从爱好诗歌开始，我就认定了自己的诗歌写作只能是随缘就遇式的‘邂逅’，而非兢兢业业式的‘事业’之追求。”【12】在诗集《看不见雪的阴影》“跋”中，吴投文承认：“写作大概是一件值得犹豫的事物，彻底放弃和彻底投入都是很艰难的。”【13】不能不说，评论家们这种“犹豫”“随缘就遇”诗歌创作状态的形成，是与自己身居高校的生存境遇相关的，高校教师通常面临着科研和教学的双重压力，他们根本无法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文学写作上面。其二，研究思维和创作思维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这两种思维不仅不能互相助力，还有可能相互干扰，互为阻力。在给马知遥诗集作序时，诗人安琪如此写道：“当博士成为诗歌批评家，他们经由近三十年强化阅读所积累的知识恰好可以游刃有余随意取用，而当博士成为诗人，他们要做的恰好是放下已有的关于诗歌的知识譬如遣词造句、主题立意等而让自己的心态重新归于零。诗评家写诗，他们因为对好诗研读太多无意间会成为他们自行写作的阻力，他们太清楚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了，也因此，他们每写一句都会斟酌一下，好，还是不好。”【14】安琪的意思很明确：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评论家的逻辑理性思维会对其非逻辑、感性思维形成妨碍乃至扼制。可以说，时间和精力投入的不多、理性逻辑思维对感性非逻辑思维的干扰，都形成了评论家有效提升其诗歌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巨大障碍。因此，那些在繁重的评论工作之余，还能“闲情偶寄”，创作出优美诗篇的评论家，是值得人们高度尊敬和无比佩服的，这诚如王光明所说：“中国高校的学术体制，不鼓励教师和学生从事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的成果也不在工作业绩之内。但我私心里却非常尊敬集学者与诗人（作家）为一身的人，尤其在我们这个学术并定量、被格式化的时代，我甚至认为那些不被业绩考核和统计表格接纳的自由写作，更好地体现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和保存人类感性的意义。”【15】在学术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博弈中，评论家的诗歌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来。有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观念和风格上具有一致性的，如陈超、张清华等人的诗歌。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沙高一些。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古老东方的隐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年轻，孤傲，无辜地躺下。纯洁的青春，在死亡中铺成风景。”——陈超《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侧风侧面而来，遮天蔽日掀起五十岁的尘埃隔着稀薄的空气，隔着命运的舷窗，都能听到你剧烈的咳嗽挺直了，不许坠落天空中仍横亘着你的翅翼，羽毛零乱远处有一只怀孕的鲸鱼，未老先衰，怀胎十月已无力分娩他疲惫的航迹……是让这深海般的晴空生出如烟的噩梦”

——张清华《中年的假寐》

两个评论家都以研究先锋文学著称，其诗歌也体现着鲜明的陌生化色彩和现代主义精神气质。同样是在先锋诗歌研究上成就卓著的评论家罗振亚，其诗歌则显出了与其研究对象的较大反差感，并不以朦胧陌生的语言构造、奇特新颖的意象选用等现代主义为主调，而是旨在用平实的文字描画现实，表达真我，“真诚与朴素，这是罗振亚的底色，也是他诗歌的基本品质和写作态度”。【16】车轮不都是向前用力的有时它离目的地越来越远父亲选择性遗忘的阿兹海默反复回放着每一个日子在葱绿的往事田地里麦子一株一株地复活时光一吹都想说话父亲常记不起自己名字但能测出麦地的亩产收成麦芒的纹理与土质的关系西南地今年的庄稼长势还不断对着别人喊儿子吃饭在父亲呵护的那块麦田我已长成饱满的麦子虽然八月暴晒泪水浸泡那是幸福的一株

——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

不难发现，罗振亚的诗歌常以现实主义为艺术底色，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为一体，那真纯朴实的文字中总是渗满了深挚浓烈的情感，往往能在第一时间打动人心。评论家常有充足的学养储备，有丰厚的知识基础，他们的诗歌时常会显示出学术的内涵，透露着知识分子气息，人们由此会称之为“学院派写作”“学院诗歌”。汪剑钊《珞珈山——给恩师陆耀东先生》写曰：穿行于书页的一个个名字点燃起小小的火焰；诗行深深的走廊，我沿着学灯的微光前行，向着二月，五月和九月……在蕙风里一步一回头地张望少女般的春水，在流云下作红纱灯的晚祷；拨开骷髅上的蔷薇，评判花一般的罪恶。在白色樱花遍布的小径，用衣袖拂去梅花石桌的微尘，拥抱九片树叶上滚动的露珠，轻抚新月抛撒的一缕寂寞，蹬踏迟桂花溢香的台阶，走进比幽深的雨巷更狭而长的

林中小径……

诗中出现了不少现代作家的经典诗集之名，诗人将这些诗集名串接在一起，暗示着恩师陆耀东先生学养的深厚。或许只有对现代诗歌史非常熟悉的学人，才可能了解这么多的现代诗集名称，也才可能将它们有机组织在一起，编织出诗意隽永的艺术世界来，这首诗由此凸显出某种“学院化”色彩。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评论家诗人，他们的诗歌风格与专业诗人并无二致，从而体现出“非学院化”“反学院化”特征，如赵思运、吴投文、张立群、马知遥、荣光启等。赵思运的诗歌多用口语乃至俚语来表达，有论者将他的创作与研究相比较，称其诗为“不正经”的书写，不过这些诗作“在看似玩世不恭的调侃背后，透露出的却是历史的荒谬与现实的龌龊”。【17】吴投文的诗歌则被评为“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典型，“从写作的风格来看，吴投文的诗歌也的确显示了与学院身份、日常状态大相径庭的一种面貌，这更加验证了他诗歌写作的‘酒神’状态。可以简单地说，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写出的却是非学院化的诗歌”。【18】

如何将学养与知识有效地化入到诗歌表达之中，使新诗既体现着智性的强度，又散发出审美的魅力，这是许多评论家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都可能会遭遇的问题，他们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了具体的应对与回答。某种程度上，学人诗歌是文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博弈后生成的艺术硕果，其中必定蕴藏着新诗创作的新的方案与路径，如新诗表达如何化用古典、融汇新知、彰显智性优长、丰厚文化底蕴等诸方面，学人诗歌都有着执着的探求和不俗的表现，这也许正是它所具有的独特诗学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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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史：修复抑或重构

新世纪以来，评论家出版诗集已然形成了一种风潮。据我所知，近五年来评论家出版的诗集，少说也在20部以上，还不包括自印的、手抄的集子。评论家将自己的诗歌结集出版，其意图恐怕并不只是希望以此博得诗人之美誉，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学术生涯之中伴随的文学创作历程的一次小结，希望以创作生涯作为学术生涯的某种有效补充，藉此对个人精神史加以修复乃至重构。我们知道，评论家的学术生涯通常是较为清晰的，他们的求学历史、研究领域、学术专长、主要著作乃至任教单位任职情况等等，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轻而易举地查询到。相比之下，他们的诗歌创作生涯时常处于晦暗状态。尽管评论家个人很清楚，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通常不短，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文学的园地里长期坚守默默耕耘，诗歌作品也时不时会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中，但是外人对他们作为诗人的历史认知却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一般情况下，评论家都没有被当做一个独立的诗人来看待。评论家的诗人身份往往被遮蔽，这并不只是说明人们对评论家作为诗人在资质上的不认可，更说明了人们对他们从事诗歌创作的人生历程的某种无视，后者恐怕是评论家更加难以接受的，正如张清华所言，“如果我确实在从事诗歌写作，而别人又成心不承认有这回事，确实会让我感到悲伤。”或许正是在这种无法接受、“感到悲伤”的心理支配下，评论家才会在繁重的职业性研究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诗作，然后将它们结集出版。基于修复乃至重构个人精神史的心理诉求，评论家往往会在自己诗集的“序”“跋”或者其他文字片段（访谈、创作谈）里，简要追述自己的创作历程，尤其对其创作发端处的交代，时常构成他们创作历程叙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张清华回忆说，“大约十岁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的某个秋日”，因为无意间读到一本已经没有了封面的《唐宋词一百首》，“慢慢开始喜欢上诗”。不过，开始诗歌创作是读大学时的事情，“直到多年后，在知道有了‘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之后，还在追随朦胧诗的余绪，和一种流行的‘大学生句式’，写下了许多不堪的句子。这梦持续做了多年，在写出了另一些仍旧不堪的句子之后，又做起了诗歌研究与批评。”【19】徐兆寿在自己诗集的附文中，这样写道：“八十年代末，在西北师大的6号楼131宿舍，我认识了几个诗人：张子选、叶舟、高尚、唐欣、邱兴玉等，也同时接触到了于坚、韩东、李亚伟的作品，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使我几乎抛弃了北岛，开始抒写我们自己的存在。就是从那间破烂的宿舍里，我开始了诗人的梦想。”【20】徐兆寿告诉人们，他接触诗歌的时间较早，而且接触不久就开始了个人写作。在诗集收录的一则“创作谈”，张立群透露了他写诗的缘起：“我个人的创作历史可以追溯到1991年夏天。那阵子我在一所省属重点高中读书，身边的男男女女都有舞文弄墨的习惯，而写诗又是这群幼稚创作的主流。当时，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作品《七里香》《无怨的青春》等薄薄的集子正在大陆风行，甚至连反映中学生的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都摆脱不了这种潮流的影响。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迷恋上诗的，而且，读的第一本席慕蓉的诗集就是《无怨的青春》。记得在暑假的时候，为了能够写几句在开学时吟诵一番，天天憋着想词语、意象，到头来弄了很多唯美的词句，厚厚的一本。而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能在我的写作中找到这种影子。”【21】在诗集的“跋”中，吴投文对自己的写作历史有着如此简洁的说明：“算起来，我写诗的时间并不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断断续续写到现在。”【22】张伟栋在自己诗集的最后一页，附上了一个简短的“创作年表”，其中有这样一行：“2001年，大学三年级，与诗人张曙光通信，开始关注当代诗歌，并尝试诗歌写作。”【23】从上述追述性文字中不难得知，评论家最初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一般都在读大学前后，有些甚至在中学阶段，远远早于他们开始从事诗歌研究与批评的时间。评论家不仅写诗的起步时间早，而且即便后来以研究和批评为主业，对于诗歌创作也始终没有放弃过。徐兆寿说：“从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决定永远不再写诗。事实是，我后天的学习与思考，以及天生的感伤性格，使我一步步地在向诗歌靠近。”【24】想要放弃而不忍割舍，这或许是不少评论家对待诗歌创作的矛盾心态的生动体现。“我这么多年确实在偷偷地写，几乎从未间断过，只是产量少，有时一年也写不了两三首。”【25】“偷偷地写”而“产量少”，这是评论家从事诗歌创作实情的一种揭示，体现着他们热爱诗歌但又无法全身投入其中的真实精神状况。此种情形下，或许沈奇所谓的“业余”状态更能为评论家的诗歌写作（产量少、写作时断时续），找到更为完满的“托辞”：“‘业余’已不再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姿态，而是一种重返自由呼吸的境界；如此境界里生成的诗歌写作，也不再是‘诗学’的滞重累积，而是‘诗心’的生动闪现。”【26】2012年出版的诗集《天生丽质》，正是评论家沈奇在这种“业余”心境下创制的文学产品，处处闪现着迷人的“诗心”与“真情”。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具体的生活与工作中展开的，每一种工作都是一个人人生形式的具体化和历史化呈现。对于那些兼事创作与学术的评论家来说，他们的生命内容既包括了研究与批评工作，也包括了诗歌创作工作，因此在他们眼里，对其精神史的完整书写，显然需要将二者一同纳入到叙述框架之中。毋庸置疑，评论家都是异常珍惜时间和生命的一群人，他们既珍惜自己的学术生命，也珍惜自己的创作生命。评论家出版诗集，显示的正是他们对其学术生命之外的创作生命的某种珍视，他们希望借助诗集来复原自己的工作全景和生活全貌，以此来对人们只是看重他们作为评论家的一面而忽视作为创作家的一面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从而达到对个人精神史的完整修复乃至重建。而一旦有人对他们的诗歌投入了关注，倾注了热情，他们内心的欣悦和感激，便是不由自主的，“我试着把诗歌世界设在人间。如果作为读者的你有点感动，能够理解，或觉得快乐，我就很满足了。当你手持这本薄薄的诗集，耐心阅读这些并非好玩的文字，我特别想向你说一声：谢谢你，阅读我生命的人！”【27】陈卫的话，也许无意间道出了评论家们的共同心声。

本文注释

【1】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2】罗振亚、刘波：《罗振亚教授访谈录》，罗振亚《与诗相约》，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18页。【3】霍俊明：《雪隐鹭鸶飞始见》，《有些事物帮我们说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4】欧阳江河：《诗的奇境：写在华清诗集前面》，张清华《形式主义的花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5】霍俊明：《历史记忆与生存现场的惊悚和容留——论陈超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6】王士强：《找寻“心”之栖所——关于沈奇近年的诗与诗话创作》，《诗探索》2017年第2辑。【7】刘翔：《一只乌鸦，在灵性的晴空下——学者汪剑钊和他的诗歌创作》，《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辑。【8】霍俊明：《“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学研究及作为一种批评的启示性》，《诗探索》2015年第4辑。【9】【25】张清华：《在诸神离席的旷野——关于诗歌写作与批评的对话》，《形式主义的花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第207页。【10】洪子诚：《我和“北大诗人”们》，《学习对诗说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11】姜涛：《〈洞中一日〉后记》，《洞中一日》，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页。【12】【26】沈奇：《出版自序：我的诗歌写作》，《沈奇诗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7页。【13】【22】吴投文：《跋：一个犹豫的写作者》，《看不见的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第203页。【14】安琪：《优秀的诗人总比自己的时代先行一步——〈十年砍柴〉序一》），马知遥、马博雯《十年砍柴》，天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15】王光明：《空心人：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序罗雨诗集〈空心人〉》，罗雨《空心人》，阳光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16】霍俊明：《这一次，批评家拉开了自己的诗歌抽屉》，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17】吴昊：《在“正经”与“不正经”之间——论赵思运的“诗人—研究者”身份》，《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1辑。【18】王士强：《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以吴投文为例》，《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19】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后记》，《猜测上帝的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265页。【20】【24】徐兆寿：《一份个人诗学》，《北色苍茫》敦煌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第123页。【21】张立群《一个“诗人”的诗与思》，《白马——诗的编年史（2005—2012）》，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23】张伟栋：《创作年表》，《没有墓园的城市》，阳光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27】陈卫：《旗山诗歌练习簿：跋》，《旗山诗歌练习簿》，海峡书局2014年版，第255页。

原载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一期

作者：张德明推荐：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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