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山东济南 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9-1-28 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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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水流云在 于 2019-2-18 15:43 编辑
作家秦岭的短篇小说《杀威棒》写20世纪六十七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因家庭出身不好,无奈之中被家长送到农村知青点跟随叔叔生活,在农村复式教学班借读的甄文强,因为纠正老师、我的父亲将梭镖错念为俊镖,招致鞭笞的故事。纯熟的语言及白描手法运用,穿插的蛇皮教杆的传奇故事,透着时代特点的人物和故事,那个年代处于被整治地位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整整一个阶层的人们无奈、心酸的故事,改革开放以后时代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悖论,活灵活现。读后令人不得不对人物与故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展开深刻的思索。
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是经过作家头脑思考后的社会生活,是否深刻,关键在于作家对于作品的构思,是否符合了作品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作家秦岭的短篇小说《杀威棒》,通过一个人物不多,情节不复杂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品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
“像电影里某个狼狈的地主少爷。”这是一句既明白又平凡的句子,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把读者带到了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明显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新中国是在专了地主、资产阶级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后来就演变为对这两个阶层以及一切被划入“剥削阶级”阶层的人士,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宣传、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出现这些“剥削阶级”的形象,就一律是十恶不赦,一定要“脸谱化”地把他们首先在形象上丑化为另类,与真正十恶不赦的日本鬼子划到一个范畴里。
“只要是农民怀里揣着几个鸡蛋摸仅知青点,必然是垂涎知青穿旧了的衣服和解放鞋”,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期的经济条件差异,也客观地告诉读者,及时当下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的社会分配之公,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即使在那样的时代,城乡差别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并非部分人们头脑里的那么“公平”。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父亲,也未能免俗,同样“垂涎知青穿旧了的衣服和解放鞋”,因此,甄文强的叔叔到“我”家赔罪,也没忘带上一双穿旧了的解放鞋。这算是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一个极好的写照。
复式教学、初中生教初中生等等现象,是发生在中国农村自建国后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然存在的事情,因此,在原担任村小学教师的知青返城后,只有初中毕业的“我”的父亲曹尚德,幸运地成为村学校的民办教师,终于可以凭借智力“挣工分”养家糊口了,也有了机会接受穿旧了的解放鞋的“馈赠”。由于只有初中文化,本身的文化基础就较薄弱,因此读错字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客观原因。就整个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而言,借读的甄文强,显然属于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改造对象,因此,当面顶撞老师,尽管老师错了,但仍然要遭鞭笞之苦,连作为学生的我,都认为父亲错了,作为教师的父亲,竟然颠倒黑白,将自己的错误强加到学生身上,其深层次的原因却正在于此。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不能不启迪人们,那场“文革”尽管初衷很好,但其后的失控,的确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社会生活往往不是简单的运转,甚至有些周而复始的意味。改革开放了,“我”父亲却将错就错、以讹传讹、误打误撞地凭借一鞭子抽出一个世界著名的歌唱家,而幸运地被当选为县政协委员,可叹的是,这个周而复始带给人的是一种无奈甚至含泪的笑,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如果说坐在教室里的我,心底里对父亲错还是甄文强错的判断,对于同学嘲笑父亲唱歌,像“驮着麦捆子上坡的驴叫”,由起初的愤怒到后来感觉到“实在有些丢我的人”,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一种无意识的反抗,体现着社会变革要求的基础,那么,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旅美歌唱家的甄文强,意欲取回当年令自己无辜蒙羞的,如今被“供奉”在县博物馆的“我”父亲的蛇皮教杆,则引发或暗寓着对秩序混乱的规范诉求。社会,总是要有这样的一些思想或声音存在,才可能逐渐走向合理。在我看来,这几个细节,或许是构成这部短篇小说显著亮点的因素或因子。
杀威棒,杀的谁的威,该杀什么威?经过上述分析,再提出或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许别有一番况味在心头,在此意义上,我推重这部貌似故事、写法、艺术特点与审美旨趣或许很传统的作品的厚度、厚重,简单背后的象征,强烈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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