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河北衡水 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8-12-8 2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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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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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小说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题材不好写,有许多的禁忌,首先,这类素材的选取面有些面窄,不易写的深刻,二是这个年龄段的也是人生成长最重要的阶段,不好把握住人物的心理和特征;三是容易乏味,故事鲜大开大合的张力。
纵观徐伟成的长篇小说,恰恰全是就贯穿了这个时期,我们为作家的胆识和驾驭语言及营造故事的能力所折服。
我们的作家在这个题材上的发挥和写作成书的作品不多,粉碎“四人帮”后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记叙了工读学校那些青少年堕落和改造的过程,当时引起了轰动,那些问题青少年的遭遇让人们惋惜和感叹;徐伟成的小说就人物的年龄来讲可以说与其相差不多,但《校花》是放在了更广阔的社会内来反映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青春萌动中内心的迷茫、幼稚和不成熟的爱情观。
贾飞的长篇小说《除了青春,一无所有》是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力作,他不仅写青春,也描写一个时代。书中涉及到了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奖学金闹剧、就业困难、虚无的爱情、有权有势的家庭的影响等。但是这些人物的要比《校花》里的人物成熟了起来,这里不是性欲的萌动而是成熟青年们的爱情和生活。
著名作家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及著名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徐伟成的《校花》相比较,同样都是描写中学生生活的,但不同的作家对青少年青春期的理解和描写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情怀不一样,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同时写作年代不一样,因此各具千秋。
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描写了1952年北京女二中一群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赞美了她们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同时也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作品主要描写了郑波、杨蔷云等一些学生、党员对一些生活困难、思想落后的女学生——如天主教会“仁慈堂”中长大的孤儿呼玛丽、出身资本家家庭的二小姐苏宁、一心想当科学家,对集体和他人缺乏热情的李春等人的热心帮助,使她们最终都能融入到学校这一大家庭中来,共同进步,同时作品中也穿插描写了郑波和杨蔷云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提高学习成绩,也触及到了郑波与田林、杨蔷云与张世群之间的不成熟的、朦胧的爱情故事。因此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性和局限性。
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后一个叫安然的十六岁的中学生的内心和故事,她像个假小子,有人喜欢她,有人讨厌她,在她身上体现着时代的印迹。
她也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热情积极、关心同学,照理说要评上三好学生不成问题,因为连续三年评上三好学生高考时就能加分,而她却感到沮丧,没有信心。原因在于她曾得罪过班主任韦婉,并揭穿了班长祝文娟的虚伪。姐姐安静为了帮自己的妹妹便去拜访安然的班主任、她昔日的老同学韦婉,她违背自己的心愿给韦婉送内部观摩电影票,还帮她发表作品,世故的韦婉明白对方的用意,硬将她平素并不喜欢的安然评上了三好学生。
安然并没有逃脱人身攻击,连她身上那件红衬衫也成了罪状。而当她得知姐姐安静与韦老师在评三好生背后所做的交易后,她陷入更深的痛苦和思索之中。
这篇小说也红极一时,引起轰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真的心灵是怎样被卷入了真诚与虚假,高洁与庸俗、庸俗与怯懦并行的世俗中。
小说各有自己的落脚点和考量,但反映的时代和《校花》相差不多。
《校花》因为是长篇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要广阔了许多,我列举的小说无疑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校花》不能不说同样是成功的,定会有自己的地位。
《校花》的格局无疑更大,所展现出来的背景和深度比上面提到的小说要广阔和具有更深的意义,我不否认那些小说是名著,是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作品,但就不能去比较吗?比较也是一门艺术,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校花》出版也是成功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时捷足先登而涉猎空白领域有着极大优势,这就是一个占位的机遇问题。
《校花》的成功在于立足于我国结束闭关锁国后,各种思潮一齐涌进来的时期,那时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文章常常被引用。对孤陋寡闻的人们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冲击,作者就是把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放在那个时期。我们都知道,理解一部小说尤其是理解书中的人物,必须要先去了解故事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年代,不了解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作者的人物及其成因,也无法通过人物故事去真正理解那个时代,同理,这是我们切入《校花》必须要了解的其背景。
上个世纪七八时年代,青年人开始穿喇叭裤,溜长头发,公开谈论爱情,而且在城市里的旮旯里有不少闲逛的街头混混,既有新思潮的冲击,更有的是动荡的“文革”对不少人的毒害。《校花》中的人物徐成伟、张东旗、孙有炳、罗娟英、杨英、英兰等等,正是那个复杂条件下的代表,他们的青春萌动而又懵懂,其中的几个人不好好学习,开始追求萌动中的感官刺激,谈情说爱,追逐女性,几乎成了问题少年,后来以肉欲来宣泄,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描写:
……我没有回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腰后,来回划动,她将我手拿开,我一下抱紧她,她使劲地挣脱,我就势给她摔在床上,并骑在她身上,她用腿顶住我的裆下,向上用力一送,我脑袋顶到床栏,周身大筋一下被拽了出来。
我像一坨狗屎瘫在床上。
可能是晚饭的酒劲没下去,刚才又喝了一点,我感到头晕恶心。头晕倒没什么,恶心不一样,恶心的感觉是难受烦躁。我想起了英雄王成,就是有一口气也要把红旗插在高地上。我艰难地翻了一下身,在窗台上划拉着笔记本边的钢笔,摸索到英兰的温暖湿润之处,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掰开她的手把钢笔狠狠地插了进去,随着一声惨叫,我用被子蒙上头,昏睡过去。
这是其中的一点,因为在“床上”的做派最能反映出人物的内心和性格特点,徐伟成最后的“插红旗”是神来之笔,也是人物内心一种迷茫、颓废、无助的表现,为什么他要在女人身上丧失人性?为什么这样的残暴?是报复?又想报复谁?是自己吗?还是他人?也许这就是自己精神的发泄?而不是肉体。
他们是颓废的,但不是一代人,却又代表着在复杂环境下,既有“文革”对青少年的毒害,更有嬗变中的迷茫和无助。
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的上个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将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学生、骗徒、以及吸毒者当作“一代”,是因为这个人群对二战之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同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形成了一群人:“嬉皮士”。
他们的精神是叛逆的,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张扬自己的内心。
《校花》中的徐伟成既不同于这些,但内在又有着极其的相似之处,这点我们不能否认,作家笔下的人物有着典型意义上的代表性,为我们塑造了代表“片面的真实”及“真实的片面”中的一群人的形象,这群人既不是大恶,也不是“循规蹈矩”的正统的青年人,是可以改造但又是及其危险的人物,因为向大“恶”迈过去是极为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作家为我们塑造的一种“形象”,很有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人物”的概念,这就是成功,因为作家能够为我们“树立”这样的形象实在是文学之幸。
相较于前面我提到的那几部反映青少年的作品,《校花》更有其广泛的代表性和文学意义上的“典范”。前面我提到几部作品成书较早,占有了“先入为主”的天时,但是也有一定的局性,因为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考前进和开放了许多,但是,那些作品必定都是时代思考下的产物,《校花》也是如此。
《校花》也占有当今之天时,也是反思下的文学人物,无疑作家是成功的,这点不用质疑,因为作家用自己笔下千姿百态、各具神韵的人物诠释了一段历史,这才是作家写文的最大意义和目的,也是长篇小说塑造人物的真正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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