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载沧桑三绝碑》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讲述了宋代词人秦观、文学家苏轼和书法家米芾的故事，展现了他们非凡的才华和坎坷的命运。文章通过对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的赏析，以及苏轼和米芾对这首词的赞誉和书写，揭示了“三绝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文章首先描述了秦观在郴州的流放生活，以及他在颠沛流离中创作的《踏莎行》，这首词不仅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忧虑，也表达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对理想的执着。秦观的词，如同一曲凄美的笙箫，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接着，文章转向苏轼和米芾。苏轼作为文坛领袖，尽管历经政治风波，依然保持了乐观和豁达的态度。他对秦观的词赞赏有加，并将其写在扇面上，成为“三绝碑”之一。米芾则以其书法才华，将这首词书写在石碑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文章通过对“三绝碑”的介绍，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三位文化巨匠的交往和创作，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文化传承的贡献。苏仙岭上的摩崖石刻，不仅是对秦观词作的赞美，也是对苏轼和米芾才华的认可。在历史的长河中，“三绝碑”见证了三位文化巨匠的友谊和才华，也见证了中国文化的辉煌。愿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热爱，也能够体会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深秋季节，湘南古城郴州郊外，一介文弱书生风尘仆仆，踽踽而来。其情其景恰如后人马致远所描摹的“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那般凄凄惨惨切切。
这位年近半百的行者，别看此时落寞潦倒、行单影孤，其实他就是名噪词坛、享誉歌坊的宋代大词人秦观。如此声名远播的人物为什么默默无闻来到郴州呢？ 秦观在宦海的沉浮都与他的老师、挚友苏轼息息相关。秦观才高八斗，却一直郁郁不得志。直到四十—岁，由于苏轼以“贤良方正”力荐于朝廷，秦观才能进京为官。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信任新党的哲宗皇帝亲政，旧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从绍圣元年开始，秦少游与苏东坡同时被一贬再贬。秦少游先改任馆阁校勘，继而被逐出京城当了杭州通判。还未到任，再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收酒税的小官吏。尽管大材小用，毕竟还有微薄薪俸，还能“市区收罢负豚税，来与佛陀共一龛。”，“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秦观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写得的弥陀佛经惹来新的灾祸。复辟上台的新党为了将政敌置于死地而后快，竟又“以(秦观)谒告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
当时宋代官吏的惩处办法，大概有几种：先是降职使用、京官外放；再则削秩，即是免去官职，异地安置；再则编管，更是交由地方官员加以管制了。削秩郴州对秦少游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一击。
诗词创作是秦少游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喜怒哀乐都在吟咏之中。绍圣三年，从处州到郴州这颠沛流离的漫漫苦旅当中，秦少游写有《阮郎归》四首。在潭州时，他得遇一位生平酷爱秦词、并愿托付终身的知己裙钗，二人“灵犀得暗通”，却也只留下“陇头流水各西东，佳期如梦中”的喟叹。途经衡阳时，地方长官孔毅甫盛情款待，但是秦观想起“月寒征棹孤”的前程叵测，也只有“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的痛楚。到了郴州，愈行愈远，更是“乡梦断，旅魂孤”，举目无亲，“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则是倾诉更为凝重的忧愁了。
宋代官吏被流放者，“过失”越重，则发配的流放地越远。往南，以五岭为界。像苏轼那样过岭，乃至过海，则是最重的惩罚了。郴州虽在五岭北麓，当时却是蛮荒之地。秦少游来到此地，既没有遇到孔毅甫那样开明的官员，也没有像在潭州那样能够结识—二惺惺相惜的知音红颜。次年初春，离群索居的秦少游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残阳树。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犹如孤馆高台吹奏的一曲笙箫，淋漓尽致地宣泄了秦少游报国无门的戚戚哀怨，萍踪飘零的羁旅情怀，落拓无助的幽恨凝愁。读后掩卷，谁不黯然泣下?这首词无愧后人称誉的”千古绝唱”。 现在苏仙岭上的摩崖石刻《踏莎行》，因“淮海词、东坡赞、元章笔”而成为名闻遐迩的名胜古迹——三绝碑。这就引出了宋代另外两个杰出人物：苏轼(苏东坡)和米芾(米元章)。
苏东坡是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坛的首领之一，也是旧党的头面人物之一，因而也是在风口浪尖起伏跌宕最大的政治家。就在秦观被贬到杭州、处州、郴州的同时，比他年长十三岁、已过花甲的苏东坡则过岭、过海，流放到了更荒凉、困厄的惠州和琼州、儋州(今海南儋州)。然而，苏东坡一生面对政治高压历来傲岸不屈，一贯旷达乐天，“一蓑烟雨任平生”。当年，年近半百的苏东坡因为写诗讥讽新法的“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生活堪称穷困窘迫，还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气吞山河的《念奴娇》和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苏轼在儋州时，曾自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别人担心年过花甲的苏东坡适应不了这样“非人所居”的恶劣环境，然而他却像土著黎民一样，无米下锅，就喝泉水、啃山芋，甚至跟随当地习俗吃起了老鼠。他仍以读书、著书为乐，完成了《书传》，写下了一百二十四首“和陶(潜)诗”。他在诗中自得其乐：“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他熬松脂自己制墨，差点烧了聊蔽风雨的茅寮，也怡然自得。
当时的“苏门四学士”对苏轼尊敬有加，苏轼却“待之如朋俦”，不以老师自居。他们师生志同道合，在残酷无情的打击面前，刚正不阿，忠贞有气节，而且都是饱学之士，文坛高手，而他们的个性却不尽相同。面对接二连三的贬谪，苏轼是“胸中泊然无所蒂芥”，黄庭坚也“泊然不以迁谪介意”，张耒“汪洋冲澹”，晁无咎“胸中正可吞云梦”。相比之下，生性内向的秦少游就抑郁缠身，哀怨不绝了。王国维说：“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
苏轼是什么时候看见秦观这首《踏莎行•郴州旅舍》的呢?
秦少游到郴州后的第二年，又受到更严厉的处置——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元符二年，五十一岁的少游再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县)，与他在儋州的老师只有—海之隔了。此时此地的少游已经万念俱灰，竟然自作了凄惨动情、催人泪下的自挽诗。
元符三年，宋徽宗赦免新党。当年六月二十五日，渡海北归的苏轼在雷州与秦观劫后久别重逢。少游在《江城子》中把苏轼和自己喻为“南来飞燕北归鸿”，觉得往事不堪回首，“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瞻念前途，仍然不寒而栗，“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应该在这次聚谈时，秦观向苏轼出示了自己在郴州写的《踏莎行》。
同年八月十二日，即将漫卷诗书回故乡的秦观却猝死于广西藤州。不久，约九、十月，苏轼在北上旅途即得知噩耗。他悲伤欲绝地哀叹说：“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还称秦观“真为异代之宝”，并送银五两，托人“为少游斋僧”。为表怀念之情，他将《踏莎行》末尾二句写在自己的扇面上，并附言赞叹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有人将这几句话说成是”东坡跋”，似不确切，应是东坡对秦观高尚人格和绝妙词品的赞誉之词。苏东坡是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因而他的几句赞语成为一绝，也是无可厚非了。
米芾是何时书写的《踏莎行》呢?
米芾也是宋代大师级的人物。他诗文俱佳，绘画、书法更是继往开来，自成一家。王安石曾把他的诗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苏轼也对元章“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赞赏不已。米芾多才多艺，然生性也有怪异之处，人称”米颠”。他常穿戴唐朝时的衣服、帽子招摇过市，任人围观。他曾经对硕大而丑陋的石头叩拜行礼，称之为兄。他不会逢迎权贵，更不会钻营功名，因此一直未曾提拔重用。他没有卷入新旧两党斗争的漩涡，也就没有苏轼、秦观那样贬谪、流放的苦难经历。推算起来，米芾比秦观还年轻两岁。同为当代名士，他与苏、秦二人都有较深的交往。
元符四年(1101年)六月，获大赦北归的苏轼来到江苏仪真，米芾曾经多次登门看望。谈起离别后的往事时，一定会说起他们共同的朋友秦观，也应该是这段过从频密的时日，苏轼向米元章提起书写在扇面上的《踏莎行》。吟诵之后，米元章同样欣赏这首凄切婉丽的词章，于是笔走龙蛇，留下了后世称为三绝之一的“元章笔”《踏莎行》。
事过一个多月，苏轼就溘然长逝了。今人，尤其是郴州人，实在应该感谢苏东坡在临终前还为中国文化史册留下三杰荟萃的瑰宝——“三绝碑”做出的贡献。
苏轼去世的第二年(1102年)，心狠手辣的当权者对已经作古和打翻在地的政敌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在皇宫和全国各地竖立了“党人碑”，开列了以司马光、苏轼为首的309个党人的黑名单，秦观自然名列其中。并严令党人及其后人都不能录用为官，连婚娶也受到无理的歧视。过了四年，文德东殿的党人碑被—道闪电一击而断裂成两截，同时有陨星坠落。天人共怒，震惊朝野。建炎四年(1130年)，旧党党人得以平反，少游被追赠“龙图阁直学士”。此后，郴人为了纪念前贤，刻制了镌有苏轼赞语、米芾手书的《踏莎行》。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当时的郴州知军邹恭游苏仙岭，从白鹿洞”披蓁而上”，“慨悟少游‘桃源望断知何处’之所咏”，命石工将旧刻三绝碑再刻于苏仙岭石壁之上。弹指千百年间，来郴州的地方官吏数不胜数，其中载入史册、深得民心者能有几人?而摩崖石刻“三绝碑”与苏仙岭美景“同传不朽”，堪称有识之士的邹恭实实功不可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风云也在三绝碑上留下了鲜明的投影和印记。
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饱读诗书的学者和豪情奔放的诗词方家。1960年3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在听取郴州地委负责人汇报时，提及郴州名胜三绝碑。他对秦少游被贬郴州写词，苏东坡的赞誉，米元章书写以及邹恭转刻到苏仙岭的史实侃侃而谈，琅琅吟诵了《踏莎行》全词，并肯定三绝碑是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瑰宝，嘱咐要很好加以保护。于是，三绝碑处修筑起了护碑亭。1960年，由于天灾人祸，我们国家正处于非常困难的“苦日子”时期。当时还能拨出专款修葺珍贵文物确是难得的善举了。
1965年3月，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郴州登临苏仙岭，瞻仰了三绝碑。陶铸怀古思今，步秦少游原韵写了一首《踏莎行》：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何似人间处?不须惆怅怨春寒，万人欢唱朝阳树。 桥跃飞虹，渠飘练素，英雄此际无重数。郴江虽仍绕郴山，流向稻香长不去。”
后来征求了他人意见并修改后，在《羊城晚报》和《诗刊》发表的文本是：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渠飘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应该说，正式发表的《踏莎行》比原稿增色不少。陶铸笔下，流绿飞红，写的是春风得意时的山川升平胜景。
1966年三月，当时的郴州镇官员将陈伯达书写的陶词刻勒于秦词旁的石壁上。有人将陶公作词、某公润色、陈白达手迹称之为新三绝。润色的”某公”，据传是胡乔木。稍作考证，有此可能。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从1941年到1966年一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达25年之久，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1961年，因为身体状况难以适应繁重的秘书工作，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长期治疗的请求得到批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而对旧体诗词日益情钟。毛泽东亲自为他修改过的们《词十六首》在1965年元旦的《人民日报》和元月份的《红旗》同时隆重推出，从而诗名大噪。毛泽东还嘱咐他“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这样，胡乔木到广东疗养，陶铸与他谈诗并请他点评、修改《踏莎行》都是情理之中的了。
诗人毛泽东曰：“人间正道是沧桑”。果不其然，风云突变。新三绝勒石不到两个月，1966年的中共中央“wuyiliu通知”下达，宣告史无前例的wenhuadageming开始。就在通过“wuyiliu通知”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成为新成立的中央wenhuageming 小组组长，陶铸出任中央shuji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不久更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wenge小组顾问、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不愧为有胆有识之士。他身为wenge小组顾问，却表示对wenhuageming不理解，尤其不赞成pipan最大的zouzipai刘少奇、邓小平。于是他荣升显要职务不过半年的1967年元月，就被指斥为“中国最大的baohuang pai”，成为第三号zouzipai。1969年11月，备受cuican的陶铸病逝于合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陶铸才得以pingfan昭雪。在文化dageming中daoxingnisi、炙手可热的陈伯达，因为zuzouweilue，于1970年9月受到shen查。1980年经gongshen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wenhuadageming中，高呼“posijiu”口号的“zaofanpai”把毛泽东亲自关照而修葺的秦词“三绝碑”砸烂了。陶铸当年在和秦词的序中曾写道：“览秦少游词，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于社会zhuyi之有幸，乃反其义而作词一阕，以资读该词者作今昔之对比，而更努力于社会zhuyigeming与社会主义建设。”殊不知，事过不久，陶铸的mingyun比当年屡遭bian谪的秦少游更不幸，更beican，自然他的词碑也是难逃被zha的劫数了。
1980年，bolanfanzheng，政通人和，三绝碑修葺一新，陶词重新镌刻于其旁，是为郴州之大幸。
光阴倏忽，从秦少游被贬郴州写《踏莎行》至今已经九百多年了。摩崖石刻三绝碑壁立山头，阅尽古今人世沧桑。吟诵秦词，既有哀其不幸的唏嘘慨叹，亦有欣赏天籁仙乐般的美妙感受，然而在其背后近千年的风云变幻，更令人深思。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本文结尾处，借得辛词半阕，祝愿春光永驻。 近日再登苏仙岭三绝碑亭，赋沁园春一阕，以与前文相映成趣。 萧瑟霜秋，落寞孤鸿，踽踽去来。见寒蝉凄切，梧桐枯叶；瑶琴难觅，缥缈裙钗。幽恨离愁，踏莎一曲，黯泣伤怀凝晦霾。郴江畔，叹轻舟怎载，万劫悲哀。 东坡遭遇乌台，梦念少游流徙祸灾。赞潇湘尺素，残阳津渡；灵犀一点，击节千回。更待元章，龙飞凤舞，三绝丰碑矗断崖。千年过，听游人赞誉，无不嗟哉。
编后语：《千载沧桑三绝碑》不仅是对苏仙岭摩崖石刻的一次深情瞻仰，更是对宋代文化巨匠秦观、苏轼、米芾三位历史人物的一次深刻缅怀。苏家澍先生以其精湛的文笔，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文化繁荣、文人墨客辈出的辉煌时代。文章通过对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的赏析，让我们感受到了词人面对命运波折时的无奈与哀伤。秦观的词，如同一曲凄美的笙箫，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而苏轼的赞语和米芾的书法，则为这首词增添了更多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文章中，作者不仅重现了三位文人的风采，更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在政治风波中的坎坷命运。苏轼的豁达与乐观、秦观的忧郁与执着、米芾的才华与个性，都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三绝碑”作为文化传承的象征，见证了三位文人的友谊和才华。它不仅是对秦观词作的赞美，也是对苏轼和米芾才华的认可。苏家澍先生通过对“三绝碑”的追忆与赞美，表达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和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在历史的长河中，“三绝碑”见证了三位文化巨匠的友谊和才华，也见证了中国文化的辉煌。愿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热爱，也能够体会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文化遗产，共同守护这份跨越千年的宝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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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6 1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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