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梦

胡兴来 · 发表于昨天 11:34

1968年的初夏，阳光暖而不燥，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蓬勃气息，悄然落在我平凡的生活里。彼时，我刚升入小学五年级，新教室的课桌椅还散发着淡淡的木香。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这第一天的小学课程，竟是我小学生时代一段小插曲的前奏。

傍晚，炊烟袅袅升起，给村庄蒙上一层如梦似幻的薄纱。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孙万朝，迈着匆匆的步伐走进我家。他的到来，让原本平静的夜晚泛起层层涟漪。父母热情地将他迎进屋内，一番寒暄之后，孙主任切入正题。

“经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孙主任笑着对我父母说：“让你儿子去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希望兴来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既然是大革委会研究决定的，那是领导对我儿子的信任与栽培，服从领导的安排吧。”我爸对孙主任说。

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那个物资匮乏但精神饱满的年代，“赤脚医生”是乡村健康的守护者，是充满使命感与光荣感的身份。父母几乎没有犹豫，点头同意了，他们眼中闪烁着期许的光芒，似乎看到我穿上白大褂救死扶伤的模样。

我们大队选派的是一男一女，参加这次赤脚医生培训班。女的是我同班的刘小风同学。刘小风是个性格开朗活泼的女孩，学习成绩优异，在班上很受欢迎。能和熟悉的伙伴一起踏上这段未知的旅程，让我对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少了些许忐忑。

公社卫生院在柏家大队部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培训班的教室是一间略显简陋的毛草房子里，墙壁上张贴着人体解剖图、卫生宣传标语，几张拼凑起来的长桌和长条凳便是我们的学习桌椅。尽管条件艰苦，但每一个学员的眼神里都透着对卫生知识的渴望和对成为赤脚医生的向往。

授课的老师大多是公社卫生院经验丰富的医生，偶尔也有县卫生局的领导来讲课。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医学知识一点点传授给我们。从最基础的人体生理结构，到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从简单的伤口包扎，到草药的辨认与使用。每一堂课都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门后是一个充满奥秘的医学世界。

记得第一次学习人体骨骼结构时，看着那副挂在墙上的骨架模型，我既好奇又有些害怕，那些生硬的骨头名称在老师的讲解下，逐渐变得鲜活起来，仿佛它们真的构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

刘小风在培训班上，学习上非常刻苦，她总是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笔记做得详细工整。课后，我们常常一起讨论问题，互相交流学习心得。遇到不懂的地方，她总是拉着我去找老师请教。她的执着和认真也感染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有一次，我们学习针灸穴位，为了准确掌握穴位的位置和针刺手法，我们在自己身上互相练习，虽然扎针时有些疼，但一想到将来能用这些知识帮助乡亲们，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时候，农村最常见的病是疟疾，俗称打摆子，也称大老爷。这种病是由疟原虫通过蚊子传播寄生在人体内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临床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发作时全身怕冷、发抖，继而发热、头痛，出汗后退热。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不分男女老幼均可发病，我每年秋季也发一次疟疾。疟疾是由不同的疟原虫分别引起间日疟、隔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及卵形疟。

经过学习，我们就利用青蒿来开展疟疾的群防群治，其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在各生产队打谷场上支着一口大锅，锅里煮着青蒿。每天早上，由队长喊话：“大家都来喝汤药了，大人喝一大碗，小孩喝一小碗”。

说起青蒿治疟疾，早在1958年，高邮就有利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高邮民间流传着不少有关青蒿治疟的民谣。如：

得了疟疾不用焦，

只要红糖加青蒿。

喝了一碗青蒿汤，

治愈疟疾不发烧。

上世纪70年代初，卫生部两次派遣所属中医研究院科研人员到高邮实地调研青蒿治疗疟疾的情况，屠呦呦就是其中一员。她们在龙奔公社焦山大队进走访调查。2015年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华大地沸腾，并响彻全球，因为她发现了抗疟神药青蒿素，获得了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提取的青蒿素与上世纪60～70年代高邮大搞中草药运动密切相关，有顺口溜《赞青蒿》为证。

善祛虚热用茎根，

鲜药熬汁功效神。

传统中药是宝藏，

千年疟疾可除根。

研究青蒿新成分，

勤奋呦呦好认真。

诺贝尔奖拿到手，

高邮参与渊源深。

在学习培训期间，我们多次到原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学土方验方。当时龙奔公社还把收录的522个民间土方验方，422种中草药，由公社“民间验方推广研究领导小组”整理编印成《民间验方及中草药汇编》，下发到各个大队、生产队。我也有幸得到了一本。这本书在我后来的采药，做药，熬药治病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每当看到村民们在我们的治疗下病情好转，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时，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那些日子里，虽然学习和实践都很辛苦，但我从未想过放弃，因为我知道，自己肩负着守护社员们健康的责任。

有一次，红旗生产队的张大伯被疟疾折磨得奄奄一息。家人把他送到卫生室时，他双眼深陷，嘴唇干裂。我迅速煎好草药，一勺一勺喂给他。在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定时去查看张大伯的病情，根据他的恢复情况调整药方。经过一周的悉心治疗，张大伯的病情逐渐好转，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张大伯高兴地对张说：“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你了。”

为了彻底控制疟疾传播，我还挨家挨户宣传预防知识，教社员们清理积水，防止蚊虫滋生。同时，我还定期为大家发放预防疟疾的草药香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大队的疟疾患者越来越少。

那时候，我们大队有12个小队，有1400多人口。一共有3名赤脚医生。除我和刘小凤之外，还有一名岁数稍大一点的李医生。那时，大队里还没有卫生室。卫生室就设在李医生的家里。我们每天上班，主要是给李医生打打下手，除了做一些打针、针灸、配药之类的事。我们还把采收来的中草药碾压成粉，做成中草药片。做中草片药片，虽然充满艰辛，但每当看到社员们康复后的笑容，我内心都无比欣慰。那些散发着独特香气的中草药片，不仅治愈了社员们的身体，更拉近了我们赤脚医生与社员的距离。

1970 年的初冬，老天爷像是故意板着脸，迟迟不肯展露笑颜。冷风裹挟着料峭寒意，刺透我那单薄的衣衫。天空中铅云沉甸甸地压着，没有一丝放晴的迹象，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恰似我当时糟糕透顶的心情。

那时我们做赤脚医生的劳动报酬，是卫生室负责人李医生给我们开工日结算条，回生产队计工分。李医生给我的开的工日结算条，少记了我两天工日，我一下就急了。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每一分工都是无比珍贵的，关乎一家人的生计。我赶忙向李医生说明情况，可他却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坚称工日不会错。他急吼吼地指责我是在无理取闹。委屈和愤怒瞬间涌上心头，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和他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卫生室里充斥着我们激烈的争吵声，气氛剑拔弩张。最终，我再也忍受不了，把工分单子狠狠一摔，转身夺门而出。那一刻，愤怒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在我心里肆虐，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卫生室。

傍晚，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寒风裹挟着路边的枯叶，卷成凌乱的漩涡。天空阴沉得像一张永远皱着的脸，而我的心情，恰似这冬天里糟糕的天气，潮湿、阴冷，没有一丝光亮，连呼吸都仿佛凝结成了沉重的冰棱，在胸腔里沉沉坠着。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李医生争吵的画面，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着。也许不是李医生的错，也许是我的年少冲动。可世上找不到后悔药，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争执，彻底打破了我的行医梦。

我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田野里，泥土散发着冰冷的气息，我握着锄头，机械地刨着土。我满心都是不甘与委屈，锄头砸在地上，溅起的泥土仿佛是我内心无法宣泄的愤怒。

寒风依旧凛冽，我望着眼前毫无生机的田野，满心期待春天能早点驱散这料峭春寒，也希望能抚平我内心的创伤。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那段当赤脚医生的日子，依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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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默先生 · 发表于昨天 21:06

这篇散文以质朴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一段特殊年代里的青春记忆——一个少年意外踏入“赤脚医生”行列的故事。作者以1968年为起点，将个人经历与时代洪流交织，既有对乡村医疗图景的细致描摹，也有对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深刻反思。《行医梦》是一代人的缩影，它记录了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成长，也见证了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的交融。如今回望，那些“赤脚医生”的岁月，早已超越个人经历，成为一段值得铭记的社会史。推荐读者在作者克制的叙事中，感受那个年代的炽热与苍凉，并从中汲取坚持与释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