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作“偷祭器者的自供” ——读韩石山先生散文集《亏心...

德厚堂 · 发表于 2019-11-16 15:54:46

本帖最后由德厚堂于 2019-11-17 11:00 编辑

读罢这本书，我觉得无异于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之所以明知是一本出版于三十年前的旧书，我还要特意借来一阅，除过熟知著者是本省知名作家前辈之外，主要源于我本人对散文阅读的偏爱。遗憾的是，我作为一名早闻作家大名的所谓文学爱好者，三十年后才看见有这样一本前辈的著作，并十分尴尬地成为迟到了整整三十年的读者，不禁赧然而汗颜，情可以堪？

一

作家自述从1971年后半年起“偶有小说之类见报”，缘于“那时不过二十几岁……业余时间有的是，总想找点事做，以消耗过剩的精力……毕竟认得几个字，读过几本书，于是便开始练习写作。这样做，固然有‘做一番事业’的积极成分在里面，更多的似乎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度有涯之生’的消极成分。”

我作为迟于他处女作发表一年后出生的晚辈，其时其境对作家所处那个特殊年代的感知简直无从谈起，即使如今虽接触过一些有限的史料，却依旧茫然无知，无法设身处地感知当时特殊情形下主人公的生存状态，不免有些庆幸自己其时尚处襁褓之中的无知，是的，幸亏无知，无知便无畏。

不得不说，我的庆幸纯属矫情，作家的庆幸才是的确值得庆幸的庆幸。何止庆幸，简直有“后怕”。书中流露，作家的庆幸是有来由的：“说起来有点玄，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我是庆幸我终于在1965年考上了大学……在那场可怕的灾难到来之前，及时地躲进了一个避难所……刚闪进大学的门，那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多么及时，多么饶幸……试想一下，我妈若是晚生我一个月，我就不能在1953年上小学，也就不能在1965年闪进那大门……1966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要到十年之后，才得到参加全国统考的机会……”在细细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而跌宕起伏，也不由地为文章的主人公攥着一把汗，也不由地“试想”了一下，若是其间哪个环节稍有闪失，当代中国的文坛上便绝不会出现这位被誉为“文坛刀客”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而是多一个“躬耕陇亩”的农民。当然，同样出身农民的我从来没有看轻农民的意思，但中国人千百年来以“鱼跃龙门”和“学而优则仕”为出人头地和转变命运的评价标准，早已成为植入骨子里和灵魂深处亘古不变的真理。固然满载着浓重传统礼教色彩和世俗的成分，且从古至今都没有根绝其中世俗与消极的影响，但毕竟现实层面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我们自幼被教导勤学苦读，绝不仅仅是为了跳出农村谋取仕途。但毋庸置疑，只有聚集更多的知识和智慧，才能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有所作为；只有最大限度地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才能更加有效地引领与推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然而，作家身处的那个特殊年代，以及他特殊的“子弟”问题，使他通向出人头地的道路变得艰难曲折且“磨难”重重，转变命运何其难也！据书中所述，这位作家前辈出生于1946年农历腊月，从1953年夏天上小学一年级起，基本“一帆风顺，直到高中毕业”，终于在1965年成功地“闪”入山西大学，实现了他人生的首次跨越。尽管饱受“子弟”问题困扰并因此痛失至亲，尽管五年大学有四年半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但“不管怎样，1970年8月，总算熬到了大学毕业”，并拥有了一份尽管身处偏远山区却暂时相对稳定的教书工作。“饭碗”有了，但教书匠的生涯似乎并不十分如意，“有的却只是屈辱”。且听著者的追述：“这与我的‘子弟’有关。我的父亲是从解放军转业到公安部门的干部……我的哥哥是个工人。要说什么子弟的话，我不是该着是个地地道道的‘干部工人子弟’么？没有那么便宜的，我的家庭成份是富农。我的祖父原是我们镇上百货公司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被定为‘漏戴’富农分子……祖父为了不连累儿孙……上吊自杀在我家门前的一棵中国槐树上。这除了使我填政审表格时可以不填他之外，一切待遇并没有丝毫降低。我说这些，并不是诉冤枉。在那些年里，比我‘清白’得多的人，比我受的折磨还要多，我受的那点磨难，委实不值一提。我是觉得有点可笑，倒好像我是我爷爷的儿子，又是他的弟弟；要不，怎么派我个‘富农子弟’呢？但那是‘天翻地覆’的年月，好在我还没有成了我祖父的父亲，实在应当感激涕零了。”

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由此想到了我的父辈。我父亲与这位主人公同龄，同样深受“成分”问题困扰，特殊时期因被错划为“富农子弟”（后改为“中农”，记得直到我读小学期间户口的成分才由“中农”改为“贫农”）而时时“碍眼”，处处受制，饱受了至今仍心有余悸的苦难和精神摧残。与主人公命运不同的是，我那本来品学兼优的父亲由于家境的原因不得已而中途退学，连初中都没有条件读完，终究没有机会逃离令他“屈辱”的处境。惋惜之余，我着实替父亲羡慕作家前辈由读书而端上了“公家的饭碗”，由“穷而为文”走上了写作道路，并藉此缓解了“生活上的‘贫穷困苦’”，也渡过了“政治上的‘穷困潦倒’”。

面对工作后的艰苦和磨难，自嘲“浅薄”的作家前辈时时警醒并激励自己，始终“不泯做人的志气”，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于是，骨子里那种不甘向命运屈服的倔强在潜意识里生发出一个“老子将来阔多了”的呐喊，这与鲁迅先生笔下阿Q“老子先前阔多了”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

不错，除了“精神胜利法”，写作便是作家孜孜以求的重要精神寄托。于是我又读到了这样几句还算令人欣慰的文字：“总之，在四害翦除前，我一直写着，发表的却很可怜，不过四个短篇小说、三个童话而已。就这一点点收获，在那些年月里，也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的乐趣和信心。”

二

这本再版于三十年前的散文集，并非鸿篇巨制，且装帧普通，封面素简，却何以如此令我触动呢？绝非笔者自作多情，实在是有直入我心灵深处的东西，牵动了我善感的神经，让我身不由己地漫步在字里行间沿着作家的心灵轨迹前行，也顺便反观一下自己身后歪歪扭扭的脚印。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是毛泽东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论述，出处大概源于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著。纵观全书，著者的目光始终直击生活，笔触从来没有离开描述生活，许多地方咋看平铺直叙，细读却意味深长。如其坦言：“我的作品的题材，以农村生活为主。自幼生长在农村，参加工作后，也是在农村学校教书，平日接触的，也多是农民。我熟悉他们，也还爱他们，我愿意用我的笔，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来……我的文字，是平实的，质朴的，硬要派个文学的名目，就叫它‘白描’或‘白描手法’吧。”对此，我的内心颇为认同。我是一个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公民，且至今仍在底层向往上一个层次的分界线上泅渡和挣扎。而我又是一个梦想用文字点缀生活的尘世凡人，实在不喜欢披一件不合身材的华丽外衣招摇过市。所以我就像一名溺水者偶然间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欣喜，觉得我还是在通往神圣殿堂的正路上走着的。紧接着，我又找到了更加充分的理由，间接证明了我的思路没有错。著者说：“文学，不是文学家随意编织的华丽衣衫，它的实体是生活，既应当像生活那样绚烂多彩，也应当像生活那样实在自然。鉴于眼下的文学作品日趋华丽，我宁愿将自己的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也就是返归自然的意思。”

有必要及时声明一下，我丝毫没有想与作家攀附的心思，本文对作家论述的引用和我与作家思想的对比，仅作为表达我对前辈作家为文和做人的欣赏，并借此激励自己，这是我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在我看来，作家所有经历的苦难与曲折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笔宝贵财富，不论是《少年三偷》还是《我的走路》，亦或是《我的教书生涯》、《偷祭器者的自供》等等，均源于自己的切身经历，且忠实地记录着曾经的生活，字里行间渗透着成长进步的心路历程，亦不乏深入浅出的做人道理。或轻松自然如叙家常，或打趣自嘲诙谐幽默，任他从容咏唱着一路走来，将我的心儿打动，魂儿牵去，悲喜共振，起伏跌宕，硬生生地激发出许多情愫来。

不错，不得不承认我越来越喜欢上这位著者兼主人公的作家前辈，确有文人的傲骨，却无丝毫傲气！作家的诚恳不仅仅源于他对生活的忠实，还是他人格品质的印证。也不仅仅在他敢于承认一个“偷”字，而且用较多篇幅详述自己曾经多次亲历亲为的“劣迹”，从偷馍、偷小米、偷西瓜到偷书，均直言不讳地追述经过并剖析心理，除过对曾经那些特殊年月里特殊生存状态的无言抗争之外，更多的还是作为一名作家的责任和良知使然。确如著者所言：“‘大盗亦有道’我虽不过算个‘小毛贼’，也还是有自己的为人和为文之道的”。又如《后记》所述：“看罢校样，该写后记了，不由大吃一惊。怎么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的题名上都有个偷字？从少年偷到如今，我何人哉。”读到此处，我忽而忍俊不禁，不由想起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的申辩：读书人的事，能算作偷吗？到底算不算“偷”我无权定论，但是著者又在《我的隐秘》里讲述了曾经某日在省政协借阅摘抄资料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我将书装起，悄悄溜下楼，出了大门……至今还记得从政协那木板楼梯上逃走的咚咚声，真是震耳欲聋！”像这样“偷”书的经历和感受，想必似此经历的我们不在少数吧，只不过讳莫如深罢了。但我承认我是有过的，并将在后面的文字里如作家的坦怀诚恳讲述出来。

似乎起初是不需要“偷”的，作家前辈说：“真正给我以文化知识的，是在中学，尤其是三年的高中生活。”“在上高中前，我无所谓爱好，说得漂亮点，就是‘全面发展’吧。但也绝不是什么‘尖子’，充其量只能算个中等偏上的普通学生。后来，大概是生性不好活动的缘故，渐渐地，就迷上了看书……课余时间，不是从图书馆借了书看，就是到阅览室翻看各种杂志。整整三年，几乎一直是这个样子。”这令我忽然想起另一位作家，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河北籍朔州作家赵永健先生，少年时并没有本书著者那样的幸运。我曾看到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变异的风景》后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后来同学的这些藏书都看完了，有的甚至反复看了好几回。可书店里只有《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四卷……这时的我们读书读上了瘾，欲罢不能，我俩琢磨了好几天，最后想出了个馊主意，到已被查封的县文化馆图书室强行去‘借’。夜黑风高，我们爬上文化馆高高的窗台，破窗而入撕下一溜排开的书柜封条，然后把一摞摞书‘借走’，读完了又悄悄原路原样送回去，然后再‘借’走新的一摞……当时真有点饥不择食，看见什么‘借’什么，借上什么看什么。不能否认，有些好书实在舍不得还，也就只好据为己有了，不过，数量不是很多。这种秘密行动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

品读两位作家的文字，遥想那年那月的特殊情形，顿时释然。他们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对生活的诚恳坦然，对创作的严肃敬畏，无不令人钦佩，值得我辈学习。是的，故事之外，除了读到他们创作的心理，我同时也读出了作家对于创作的理念和精神。确如著者在编辑《亏心事》合集时直言：“叫人惭愧的是，颠来倒去总离不开那个偷字。真想把它抹去。没办法，散文原本是最富有自传色彩的文体。只要你真诚地不断地写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五脏六腑，蹄蹄爪爪全抖落出来。”怎一个“偷”字了得！但偏偏一个“偷”字，也道出了对逝去岁月的无奈和不甘沉沦的抗争；也不失为一种特殊年月留下来的特殊财富，恍如罂粟花开的另类和妖艳。著者在诙谐和幽默中，将一个看似浅显却形象生动的创作道理“抖落”在读者面前，指明了散文创作的原则和基本路线，“它要的是感情的纯真和心境的恬淡，最忌讳的是矫情和势利。”

三

“如果说文学是一个神圣的殿堂，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混入殿堂的偷祭器者。善男信女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烧香祷告，我却一边装作磕头的样子，一边贼眉鼠眼地左顾右盼，看有没有一个偷祭器的机会……但是，就在这左顾右盼之际，我被殿堂的肃穆气氛慑住了，被拜谒者的虔诚感动了。于是我又想在这殿堂里找个隐身之处，长久地住下来，以净化我那卑微的灵魂……”

著者于《偷祭器者的自供》开篇写下的这段文字，没有华丽辞藻，也非豪言壮语，完全是一种战战兢兢、极为虔诚、谦卑虚怀的顶礼，那种对文学创作事业热爱和敬畏的态度于字里行间如实流露，使我读罢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想执迷不悟的我，很久以前就在心底萌生了写作的梦想，也于读书时期经常背着老师和父母干着些“打鱼”和“晒网”的勾当。幸运的是，我虽于文革期间出生，但到文革结束时方不足四岁，所以记忆里没有任何关于文革的痕迹，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

要说有也是间接的。据父亲讲述，我曾祖父和祖父辈两代人曾嗜书喜文且小有藏书，然而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多年收藏的两洋柜书籍不幸于“破四旧”运动的无奈与惊恐中自行焚毁殆尽。如今想来，我实在无法理解当时那扭曲畸变的“运动”和民众茫然无助的心理，是何等的荒诞和令人心痛。那些书籍本应成为祖上寄予后代书香传家理念的一笔宝贵财富，却毁于一旦。很遗憾，我无缘读到祖上的藏书。但我坚决认为，其存在与否，对于父辈以及我等后辈儿孙来说，绝对是两种不同的前途。

虽然藏书失传，可祖上的精神与理念却没有毁灭和根绝，我的嗜书与好文大概于此颇有渊源吧。记得生命里第一册课本以外的书籍便是我读小学时祖父馈赠的一本真草隶篆习字帖《百家姓》（1982年北京出版社，全书二十九个页码，定价0.11元）。我还记得书拿在手里时祖父亲自为我诵读开篇的大致情景，可惜那时候我并不懂得太多，也没有当今校内外如此重视经典学习的良好氛围，也终于没能通篇背诵。这本书我一直保存至今，可是祖父却于当年冬天就因急病不幸离开了人世。直到许多年后，我多次从书柜里取出来摩挲翻阅，给我的儿女讲述来历时，不免沉重而感怀，庆幸书犹存，书香在延续。我生命里第二册至今保存的课外专著便是一本不购而得的白话译解《庄子》（1982年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繁体字，全书二百一十九个页码，定价1.95元）。记得那时我大约十四五岁，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跑到老城南街的新华书店门市部去看书。那时的书店是全封闭的售货模式，售货员和书架在一边，顾客在另一边，中间由一溜木制的柜台隔开。柜台的玻璃板下面满是陈列的样书，都有小门儿锁着，顾客想看什么书时得请售货员递出来才行，不像现在的书店可以在书架前自选。我挤在顾客群里隔着柜台玻璃看见下面的一本《庄子》，就请售货员递一下，记得应该是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忙碌着给其他顾客递书。听到我的呼叫，她斜着脸看看我是个小孩子，并没有递书的意思。于是再叫几次，感觉她有些不耐烦，再次斜着脸看看我，嘴里嘟囔着：看得懂吗？略显迟疑地沉着脸取了书递过来，未等我接住，她却手一松，书掉在了柜台的玻璃板上，声音很响。我本能地愣怔了一下，感觉到一种被蔑视的不快，再看她时早已不再理我。我的心底里十分难受，仿佛被人冷落和愚弄了一番，自尊心颇受伤害，情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一边心慌意乱地翻书，一边看她忙碌和不耐烦的样子，一个邪恶的念头瞬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我突然也想报复她一下。于是，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趁她没注意，我将书藏于衣襟下，悄悄退出到其他顾客身后，快步逃出书店。我想我当时的脸一定像如今饮了酒一样通红，反正心里咚咚地擂着鼓，做贼的心情虽不好受，却因此获得了一点的并不光彩的满足和心理平衡。如今想来当时是何等的少不更事，一向并无劣迹的我居然会做出那样的荒唐事。固然以当时的家境我没有零钱可花，但若想买一本两三元的书父母是绝不会限制的，熟料我竟然不购而得，如今偶尔对家人讲起来依然是深深地自责和愧疚。

我的爱书和愧对于书成了至今不无矛盾且引以自嘲的心病。作为一个自幼深爱文学并做着作家梦的人，居然没有学过中外文学史，没有通读过中国四大名著，古今中外的其他名著也一样通读者寥寥，或珍爱有加，束之高阁；或囫囵吞枣，浅尝辄止。中学时期于节假日经常光顾半价书摊，购得书籍不少，当时来不及阅读的一律搁置冷落，立志“等将来有时间”一定潜心阅读，岂知如今“将来”已来，我那时的承诺却依然没有兑现。除了年久形成的惰性和意志的不坚定，更为痛悔晚矣的是读书时期的糊涂和放纵使我严重偏离轨道，错过了“学而优则仕”的天赐良机，被动地生存于“体制”之外，也必将被动地终其一生。

记得在一次与书友的交流中，我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因为祖上的福荫，我自幼对传统文化和文学有着十分明显的偏爱，也始终保持着不减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上学期间的严重偏科，导致我至今仍十分被动地被生活所选择和役使，虽不惑之年仍不能专心致志地来做我自己发自内心喜爱和想做的事情。这正如当今流传的一句很现实的话：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看似简单的话语，也许如我一样许多人倾其一生也无法做到了吧。

但是，我们又不能有丝毫的灰心泄气，作家所处年代的特殊境遇与我们今天的生存现状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我而言，固然来自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和孝顺事亲等诸多方面的经济和生活压力有增无减，来自维系健康、改善生活和抵御风险等诸多主动或被动举措频频接招，来自精神追求、心灵寄托和情感宣泄等诸多个人或家庭诉求困难和阻力矛盾重重，来自琐事缠身、筋骨劳累和情绪波动等诸多内因和外因造成的身心疲惫，等等等等，均使我无力逃离和无奈应对。但毕竟我还可以“恶习”不改地晚睡或迟起，在躺着的时间里看看书、做做“梦”，也偶尔偷懒或偷闲半日，于匆匆中造造句、写写字，寻得一点小小的满足。

文学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永恒的话题，任何人在文学的海洋里只是沧海一粟或冰山一角，我自知根基浅薄，偶尔偷闲耍懒，寻章摘句，学着搬弄的一些文字，终归难登大雅之堂，只作为一点执着的兴趣和精神追求以告慰我愧疚万分的心灵。我在本文中之所以生发出如此多的感受，并首次用文字来记录我这些刻骨铭心的“亏心事”，便是拜读韩石山先生《亏心事》所受的启发和教育，以冀选择这样一种十分虔诚的方式，将我的心志抒发一番，权当是一次灵魂的“洗涤”。与此同时，我还想将把它作为一面随身的“镜子”，时时反观自照，好令我不再“亏心”，并以端庄的仪容和稳健的步伐，在通达文学这座神圣殿堂的道路上健步前行。

当然，如果我真的有幸也能像先生那样在那座神圣的殿堂里“偷”得一两件祭器，并“长久地住下来”，也不枉我此生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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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默先生 · 发表于 2019-11-16 20:07:05

文学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永恒的话题，任何人在文学的海洋里只是沧海一粟或冰山一角，我自知根基浅薄，偶尔偷闲耍懒，寻章摘句，学着搬弄的一些文字，终归难登大雅之堂，只作为一点执着的兴趣和精神追求以告慰我愧疚万分的心灵。我在本文中之所以生发出如此多的感受，并首次用文字来记录我这些刻骨铭心的“亏心事”，便是拜读韩石山先生《亏心事》所受的启发和教育，以冀选择这样一种十分虔诚的方式，将我的心志抒发一番，权当是一次灵魂的“洗涤”。与此同时，我还想将把它作为一面随身的“镜子”，时时反观自照，好令我不再“亏心”，并以端谢庄的仪容和稳健的步伐，在通达文学这座神圣殿堂的道路上健步前行。-----欣赏老师的精彩赏析，学习老师的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