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海尔罕 于 2021-12-24 08:17 编辑
我的祖父万国同先生(1883—1936)生长在安徽怀远,字梓青,自号楞翁、涂山老翁,原籍山西,怀远名宿。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及传教士。一辈子一边教书,一边传教。 1903年,乃清光绪二十九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柯德义到怀远传教,在衙后街创办了含美学堂。 1912年含美学堂改名为含美中学,万国同先生被聘为该校教师。当年万国同先生为含美中学大门题写的楹联,至今还保留在昔日的含美中学,如今的怀远一中的校史长廊上。上联是“含包万象”、下联是“美擅五洲”, 1915年春,万国同先生受怀远基督教福音堂長老明木里委派,到蚌埠分堂传教,並开办了淮西小学,1916年教会送他去南京金陵大学神学院深造,后执教于该校教授文学。 1929年秋,蚌埠转运工会创办“安徽省私立江淮中学”(今天的蚌埠二中),万国同先生被聘為第一任校长。 1931年,万国同先生接受上海沪江大学聘请为国文系教授,主讲中国文学。1936年病逝于职上。
我的外祖父吴望基先生生长在福建仙游,是个终生从事“天使”职业的医生,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外祖父的名字就知道是后来改的“望基”乃“仰望崇拜基督”。我舅妈的名字从嫁进吴家那天起就给外祖父改了名,叫“奉基”即信奉基督。“奉基”这个名字舅妈一直叫了七十年,再无人知道舅妈本名。 吴望基先生,早年跟随西洋人学习西方医学,学成后经当时的中央医办批准,和两个同学一起,在家乡福建省建瓯县城开办了一所“延年医院”,为民众看病解疾,救死扶伤。1946年福建肺结核病流行,吴望基先生因日夜近距离抢救、看护病人,终被传染,倒在了自己的“延年医院”里。 我的母亲吴馥珍女士六岁时,外祖父就送她上了当地的教会学校——建瓯培英小学,以后又上了培汉中学,母亲16岁那年,外祖父又送她到省城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上了高中。1941年,母亲考上了“福建协和大学”1945年大学毕业。再以后,解放了,新政府接收了协和大学,改办为“福建师范大学”,再再后来,宗教都被取缔了,基督也就消失了....
由此往上追溯,我们万吴两家祖上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两家的孩子们得于教会帮助都上了高等学府(我祖父的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孩上了南京金陵大学,一个女孩上了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一个女孩上了南京金陵女子高中,一个女孩上了福建协和大学,一个男孩上了清华大学,一个男孩上了上海国立体专)。在那个战乱的旧中国,贫苦的乡下人家,如果没有教会的帮助,普通人家的男孩子想要上学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还能男女平等皆能上学,还都上了高等学府,没有教会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把我的祖父母算成是我们万家已知的第一代,那么我的父母算是第二代,我们就是第三代了。第一代、第二代都是信仰基督,深受上帝眷顾。到了我们第三代,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时代变了,从一个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崭新的共和国,再然后,两岸分隔,国人隔海相望,万家的兄弟姐妹从此也被分隔在深不见底海峡两岸了。 在解放后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新中国的土地上取缔了所有与共产主义有悖的宗教信仰,人们只信仰共产主义,我们家也不例外。
我生在新中国,因为两岸近半个世纪的隔绝,我们从没见过自己的祖辈,父辈中除父母外其他人也没见过,更不知道自己祖上是什么人,都在哪里。父母的所有履历表上对家人的描述都是“去台湾后无音信”。从家史传承的角度上看,我们这代与上辈是“断代”的。 我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唯一的共产主义教育,从不知世上还有无数种宗教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祖上的信仰对我们的影响来说,也是“断代”的。 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逐步恢复了人民信仰的自由,各类宗教才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死灰复燃。
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登上了我们说的那个“水深火热”的台湾岛,第一次走进了基督教堂,这是我父母1948年在台北结婚的教堂,我希望为母亲找回她遗失在那里的美丽青春(父亲1989已去世)。 不巧,那天不是做礼拜的日子,上帝休息,大门紧锁,我们只能在窗外望望。
2016年夏天,我第二次飞越台湾海峡,第二次走近基督教堂,还是父母结婚的那座小教堂,希望这次上帝没有睡觉。
还是不做礼拜的日子,小教堂大门依然紧闭,我们沿着侧门往里走,迎面碰到一个中年女人,我忙上前讲明情况,并说想去楼上看看。她很和蔼,说“楼上有人在排练,礼拜天要演唱,不要影响他们就好。”她边说边带我们上楼,轻轻的管风琴声音,还有女声轻轻的合唱声从楼梯上传过来,我和儿子还带着四岁小孙女予儿轻轻地进了礼堂,站在最后一排。远远看台上灯光辉煌,有十几个穿着白色礼服的女声正和着管风琴唱歌,歌声很轻扬,真的有点像从天外飞来。中年女人微笑着示意我们可以坐下,我们就在最后一排静静安坐,欣赏这天籁之音,直到曲终。想着门口贴有“请勿拍照”的提示,我们没有拿出手机。 时隔两年,我和外甥女一起又去台湾,那就是2018年的夏天。我第三次去了父母结婚的小教堂。依然不是礼拜天,就在小教堂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做纪念。
我非基督教徒,对其没有深入了解,平时也从没去过任何别的教堂。而三次去台湾,三次走进同一间教堂,三次都没遇上‘礼拜天’,但,那是我父母结婚的地方。从那里开始,我们万家才有了我哥、我姐和我,感谢上帝。 今天,小教堂已成为我们万家人去台湾旅游特殊的、必须去的拜望景点。小教堂矗立在台北繁华的大街旁已经上百年了,四周的建筑物已不知拆、建,再拆、再建了N遍,唯小教堂依然。
2019年5月我第四次走进了教堂,这是在我的老家安徽蚌埠,我的祖父万国同先生百年前在那里传教的教堂。
“看,对面就你祖父传教的基督教堂了!”领路的蚌埠二中校史办吴老师指着对面街说。
这座教堂坐落在蚌埠市繁华的南山路上,高大的树荫遮住了它的外貌,除了它的圆 形拱门,完全看不出它与旁边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倒是“基督教礼拜堂”几个大字还金光闪闪。
“哥,看国旗!”我大声叫着身旁的哥哥。教堂大门外高高的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哈哈,看来上帝也爱国了 。
哈哈,又不是做礼拜的日子,上帝不上班,教堂大门紧闭,我们正在大门口张望,里面走出一个六旬老人。从美国专程回来寻根的,七十九岁的隆哥忙上前招呼问好,哈哈!来者正是该教堂里老牧师的儿子。听说我们是这里最早传教士的后辈,远道而来,老人敬仰得很,热情的和隆哥攀谈起来,边说还连忙开门带领我们进去。 礼拜堂不大,没有人显得十分空旷、安静、肃穆。老人说,别看这个教堂不大,到做礼拜的时间,里三层外三层,过道间、楼梯上都坐了满来聆听上帝教诲的人。 我突然有一种空灵的感觉,仿佛看到了上帝真的存在,要不然百年前祖父就在这里传教,历经数十年枪林弹雨,数十年风暴霜雪,万家子孙一朝离去,飘散四海,可是今天怎么又回来了?这不是上帝眷顾吗?这不是祖父冥冥之中的安排吗?
我不是基督教徒,也从没正式的去过礼拜堂做礼拜,可这一刻,我仰望着庄严的十字架,有一股热流涌出我的心口:
感谢上帝 ,我们回来了.....
感谢上帝,万家子孙回来了......
我答:没有,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
我曾翻阅过《新旧约全书》,读过几本弘一大师的著作,也尝试拜读过几篇老子道德文章,但都只是走马观花而已。
朋友又说,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有一个宗教信仰的(我想朋友的意思是说,人都怕死,到老,到死都会找一个精神寄托,这个寄托就是宗教)。
这话我信,因为我记得,曾有大人物问季羡林先生:到底是主义先消失还是宗教先消失?季先生答: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可能会更长久吧。 所以,对宗教,无论哪一种宗教,我都是以崇敬之心去了解,去尊重。
或许,终有一天,我也会信奉一种宗教,因为我是一个怕死的普通人。
是祖辈信奉的基督教?还是佛教?道教?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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