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知青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1.奔赴广阔的天地
1976年7月25日,在盘锦红卫中学(现盘锦市双台子区第一中学)毕业后的第二天,我们铁路系统的同学就带着行囊、坐着大敞车,高唱着革命歌曲,欣赏着路两边的风景,直奔广阔的天地。很快,汽车就开到了盘锦沙岭公社西拉拉大队第一小队的“青年点”。那几年整个铁路系统的青年都下乡到那里,在那个青年点里,有兄弟、有兄妹、也有姐弟,我二姐也在。
青年点围满了很多欢迎我们的人,在人群里,我发现有一个小男孩是哑巴。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很可怜,毕竟他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就想用我的针灸为他解除病患。晚上,我和一个知青到了他家,我说明了来意,他的父母很高兴。可是,小男孩就是不同意,不管他妈妈怎么和他说,他就是不愿意。在医院实习时,老师给我们讲过治疗聋哑人的针灸法,我也很有信心治好他的哑病,可他不同意,我就没有办法了。但我的针灸技术并没有失去用武之地,有的知青睡落枕,脖子转不过来,我就给他们针灸,很快落枕就好了。下乡时,我还带着几本英语书和俄语书,没事的时候,我就看一会儿作为对外语的巩固。
在我的印象里,那里是人杰地灵的地方,那里的女人个子都不算太高,但长得都很漂亮,说话细声细语的,也有吸引力,更主要的是她们都是劳动能手,男人也具有一股帅气,对我们知青都很好。
其中我们小队的妇女主任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人。她个头不高,也就百八十斤的重量。她在家里女孩排名第三,所以,我们一般都叫她“三姐”,这里就不用姓名了。三姐很漂亮,说话也干脆利落,干起活来那更是好手一个。她不仅漂亮而且也很聪明,曾经在一天晚上收工往回走时,就有一个当地老农说过:“那丫头,奸得很,树叶掉下来都怕砸到脑袋。”她也很有趣,记得有一次,也是在收工的路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我们艰难地逆风而行。三姐却和她的小姐妹们说:“来,到保国后面,他能挡风。”几个女人就在我后面往前走,对她们瘦小的人来说,我可能就是一道挡风的墙。
一般的人,吃过午饭,都躺在炕上睡觉了。我这个人觉少还喜欢干净,吃过饭以后,我就到水边洗衣服。一天,我正在洗衣服,三姐吃完饭从家里出来到别人家休息,她看到我老远就问:“保国,干啥呢?”我说:“洗衣服。”她又说:“不睡一会儿啊?”我说:“不困。”三姐家住在路边,我们从家回青年点,坐公交车在郑家下车,再往回走一段路,就是她家。她的父亲曾经是队长,对我们知青都很好,所以,我们只要从郑家往回走,一般都到她家坐坐,聊一会儿。她家姐妹众多,各个都美如天仙,特别的可爱。
三姐为人很好,无论对本村社员还是对我们知青都很好,而且她也得到很多知青的关注,喜欢她的人很多。她太能干而且还善解人意,听说就有男知青对她有好感,可是,她没有选择我们本村的知青,而是选择了六队的一个叫“阿东”的开拖拉机的知青。
三姐家里的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对我们知青都是很好的。有时候中午,我打完饭就端着碗到她家里去吃,当然,也常到其他人家去吃饭。我们都很习惯了,端着碗就可以进屋,然后坐下来就吃饭。
2.青年点的乐趣和学做农活
我和其他农户关系也很好,一到冬天,天气变冷了,青年点供暖不足,我们知青就搬着被褥到老百姓家去住。住着火炕,往上面一躺真的好舒服。在这个小队里主要有四大家族,王、李、卢和刘,他们之间都有些亲属关系,也都很有礼貌地互相称呼着,哥哥啊,姐姐啊,叔叔啊等等。不过,在那里有一个习俗,就是不能说“老”这个字。我听说在我上届知青中,有一个女生问一位老人:“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老爷子对那个女生翻了一下白眼就回去了。不大功夫,他的儿子来了,对着那个女生就打了一大嘴巴,吼道:“谁让你说我爸老了?”不知道真假,我也没有和本地人证实过。总之,各地的风俗不一样,只要到了新地,还是遵守当地的风俗为好。
在一个冬天,我和几个知青就在卢二哥家里住。晚上,没啥事,不知道谁提议要打扑克,输者买鸡蛋给大伙吃。我没玩,就趴在被窝里看。刘哥输了,拿出钱就在二哥家里买了足够的鸡蛋,二嫂就把鸡蛋煮熟了。然后,拿出来给我们吃。我也得到了几个,而刘哥一个也没得到。我们趴在被窝里吃着鸡蛋,玩扑克的人还幸灾乐祸地嘲讽着说:“嗯,这鸡蛋吃多了也不好,吃多了,有一股鸡粑粑味。”气得刘哥有苦说不出,就对我说:“保国,给我一个呗。”那帮家伙说:“不给他!不给他!”呵呵,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有点意思。
输了鸡蛋的刘哥是我小队的歌手,每次开会前,大家都高呼让他唱一首歌。他嗓音很好、唱得也很好,我们都喜欢听他唱歌。他还和我说过:“保国,我唱歌能把人给唱哭,你信不?”那时候,中国在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其中电影里的歌曲:
卖花来呦,卖花来呦
朵朵红花多鲜艳
花儿多香,花儿多鲜
美丽的花儿红艳艳……
他唱起来很动情,有时候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也会眼圈红红。小队晚上开会一般都在青年点的大厅,那里宽敞,能坐下很多人。我们每次开会差不多都能欣赏到他的一首歌曲。
我的身体很好,膀大腰圆、吃的也不少,表面上看,我应该是好劳动力。可实际上,我是外强中干型的,很多农村活儿还是不会干,特别是农村人常用的单轮车。这种车在劳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家里干活,还是外地出工都离不开它。在水渠、河道的清理中,这种车就是关键的工具了。因为是一个轮子,所以我开始很难掌握它的平衡,推一推就翻车,看着别人推着单轮车行走如飞,我也不想落后,就经常自己练习,先推空车,逐渐在车上放点东西增加车的重量。在一次出工时,我终于学会了推单轮车,把一车车淤泥推到大坝上面。
到外地出工,小队自己带着粮食和蔬菜,借助农民的家里在那里烧火做饭,住户也和我们一起吃。有一次,我们出工刚到驻地,吃完了饭,得到了通知,出工任务终止了,让我们回去。那次,我们带了30斤的干豆腐,是小队自制的,到那里做菜就给炖了,这下子把书记气得够呛,什么也没有干,把30斤干豆腐就给吃了。那还能怎么办?吃了也就吃了,无法吐出来了。
在农村,最忙的有那么几段时间,春季插秧、夏天拔草施肥,秋季收割,冬季打谷。插秧时间,农村的学校都放假,学生参加农业大会战,队长照顾我让我供学生秧苗。我服从领导的分配,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因为我参加了沈阳广播电台的英语面授辅导班,一次,在插秧大忙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辅导班的来信,让我按时到沈阳参加面授辅导。很多人都劝我,别去,插秧季节挣工分是最多的,如果中途停止就会按普通工分计算,不合算。但我没有听他们的建议,毅然坐火车到沈阳参加面授辅导。虽然工分挣得没有别人多,但我获得了很多英语知识,我没有后悔,在学习这方面,我是从来不后悔的。
3.化悲痛为力量
最难忘的还是1976年9月9日那天下午,我去郑家商店买烟。在路上,我就听大喇叭里有奏哀乐的声音,我想这又是哪位领导人去世了呢?于是,我就站住脚,一听才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沉重下来。我加快脚步向商店走去,想回去把这一痛苦的消息告诉社员和知青。可是,我在老远就看见在青年点那里围了很多人,到近前,我才知道人们在听半导体收音机,里面一遍遍传出毛主席去世的讣告,在讲毛主席的生平伟业。
那天晚饭,我们都含着热泪勉强吃下去,都为毛主席的去世感到悲伤。饭后,我们站着队到生产大队吊唁毛主席。大队部前坐满了知青和广大社员,我们排着队进入大队部。在毛主席遗像两侧站立着荷枪实弹的民兵,他们笔直地站在两侧,庄严肃立,我们向伟人三鞠躬,出来后就在指定好的位置坐下。人们的哭声一片片的,有的人还嚎啕大哭起来。
这时候,在我队的人群里站起来一个女子,她是民办教师,长得很漂亮、有气质。她走到人们的前面痛哭流涕地说:“……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她一带头就有很多知青和贫下中农走到前面,向毛主席表决心,要扎根农村干革命。那些天,我们吃喝都不香,全国都沉浸在痛苦之中。
渐渐地,我们的心恢复了平静,还得“抓革命促生产”,又回到了生产第一线。那一年,在脱谷的时候,我的左耳被冻伤。脱谷也是很累的活,我们两班倒。早班从晚上开始到午夜12点,然后,后夜班的人继续干。我们一般都住在老农家里,那天,我就住在前面提过的小哑巴男孩家里。下半夜,北风大作,呼呼的。女人脱谷,男人就给运稻捆。那天,我的左耳被北风吹得肿了起来,还流出了水。
有的人说:“耳朵被冻一次,就年年反复。”我听后真的挺害怕的,结果,并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怕。手脚、耳朵被冻伤的何止我一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痛苦经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离战场”,一直坚持着把脱谷进行到底。
农村是锻炼人的地方,我们通过劳动体质变得越来越好,也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那时候,农村的生活虽然很苦,喝的就是大水泡子里的水。夏天,鸭子在水里嬉戏,老猪在水边呼呼的睡大觉。我们就把这样的水挑进青年点,倒进水缸沉淀后就用这样的水洗菜、做饭和洗衣物。当地人也是这样的,喝的都是大水泡子里的水,现在看着好像很脏,容易得病,可那个时候,我们却没有因为喝这样的水而得病,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农药、化肥,水质没有受到污染。
冬天,就在冰上打一个洞,用水舀子把水舀进桶里,倒进水缸里,当水里的杂质,比如树叶、苇叶漂到上面,把它们收拾出来就可以饮用、洗衣、洗菜、做米饭了。夏天在地里干活渴了怎么办?我们就挖一个小坑,等坑里的水沉淀了,我们就用苇棍趴在水坑边吸着喝。
4.参加高考和招工
到了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青年点好几个人都报名跃跃欲试,我也报名参加高考。我把家中的中学课本都收集拿到青年点,就靠这些课本开始了复习。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试题和参考资料,我当时报考的是专业是外语,我把英语、俄语、日语都报上,结果,考委会让我考英语,英语那时候,我刚入门,基础还不是很牢靠。基础课考完了,在考外语时,所有的考生都在一个教室里。我就下坐看俄语考生的试题,我一看很多题我都能做得出来,真的后悔当时只报俄语好了,说不定就有希望被录取了呢。我也到日语考生那里看,其中有一道翻译题是:私の家には風邪薬があります。这道题的译文应该是:“我家里有感冒药。”可是那个考生却翻译成了:“我家里有邪风。”逗得我差点笑出声来。青年点的考生全部名落孙山,那就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吧。
我是喜欢学习的人,我坚持在业余时间里继续复习课程,但还是买不到任何的参考资料,我只是把中学课本的内容一遍一遍地阅读、背诵。但还是无济于事啊,那个时代在校学习的时间太少,课本的知识掌握的不多。第二年,青年点的考生就没有前一年多了。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走进了考场,虽然再次落榜,我并没有灰心,继续学习等待机会。
在农村两年中,我还交了一个最好的当地青年“军哥”。军哥比我大几岁,个子不算很高,也是一个很活泼能干的青年。我也多次得到他的帮助,他还当过小队长,劳动中总是以身作则,任劳任怨。我还经常到他家去,他的父母也是老实的农民,对我们知青就像自己的孩子。因为我和军哥有共同的语言,所以相处的比较好。
1978年下半年,辽河油田来人到农村招工。开始要求很严,只招1974年以前的知青,我是1976年下乡,还不够资格。青年点很多人都报名了,可是来招工的人在大队待了几天,名额还不够。于是,我灵机一动,想:“我能不能去呢?”我把这个想法和两个最好的朋友说了,他们陪我到大队报名,其中就有军哥。我把想法一说,那个招工的人就高兴地说:“行行,欢迎欢迎!”然后,他就给我拿出一张申请表,我填写好后交上去,我们就回去了。结果,大队批准了我的申请。
于是,我于1978年10月22日离开了农村到油田,结束了我的农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