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学通儒”沈曾植
中华民族优秀的人物太多,有很多很多当年名满天下的人,却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太为人所知。到嘉兴,习惯地拿幅当地的地图看,寻找可游览的地方,这也是我外出的“寻宝图”。江南不仅风景秀丽,人文名胜更多。名人故居则是了解江南文化最好的去处,嘉兴不但有与古代名人范蠡、西施、曹彬有关的景点,近现代名人也很多,市区内就有好几处,如沈钧儒、朱生豪、褚辅成故居,这三人属于早就知道的,但一位叫沈曾植的名人却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印象,越是没有印象,越是不能不去,没有必要抱愧,但不可错过一个增长新知识的机会。 沈曾植故居位于繁华市区姚家埭21号,“埭”字在北方不常见,在水乡的江南却是个常见字,意为堵水的土坝,故居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外门是个普通的竖立的长方形石构大门,进了外门,才是故居的本来面貌,南方私家园林风格的四合院式三进两层木制建筑,油漆呈黑棕色,不知是年代久远沉淀的如此,还是本就这样面目。 三开间的几扇门都敞开着,两侧有楹联“北斗应尚书天保定尔,东阳有遗老岁寒不凋”,小字注明是为子培兄贺七十大寿,落款居然是愚弟康有为,能够让末代“文圣”尊敬有加,沈曾植不是个简单人物。 第一进五楹,中间有宽敞的大厅,大厅正中为沈曾植半身铜像,是一留辫蓄须戴镜的儒雅老夫子,生卒年份为1850-1922年。 中堂高悬“驾浮阁”额,铜像后是沈曾植手书的《文心雕龙·原道篇》,字体为金色,我对于草书没钻研过,认识与不认识的字参半。两旁“留海日灵光公原永在,继匋孔绝学谁接孤踪”的抱柱联是其弟子王蘧常所书,这是嵌字联,沈曾植为自己在上海的寓楼取名“海日楼”,请吴昌硕画楼图。 东西两旁摆放着几对清式太师椅,白色的墙壁上有题词“民无三疾”、“道在五常”、“弘礼治国”、“维意就官”,红底黑字,很是醒目。 第二进“晁采楼”,为沈曾植史料陈列室,介绍了沈曾植先生的一生,包括前言、生平行迹、学术大师、书法泰斗、诗坛巨子、蜚声中外等几部分。 因为确实不知道此公来头,我认真阅读展示的资料。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并与主持会试的工部尚书翁同龢建立了终身友谊,历官刑部贵州司主事,员外郎、江苏司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等。 先生首先在历史地理考订成就卓著,成为西北地理公认的权威。著作《元秘史笺注》、《皇元对武亲征录校注》、《蒙古源流笺证》等皆代表当时中国学界最高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智囊,为朝廷决策者提供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铁证,为朝廷制定外交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行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 康有为上书维新变法,沈曾植也参与其中,从自身的性命来说,因丁母忧而幸免于难,是侥幸;但也少了在历史上像谭嗣同等六君子那样留下精彩瞬间的机会,不知是不是也属遗憾?八国联军侵华时,他奔走南京、武昌,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所顾忌,牵制侵略者,以保全大局。 光绪二十七年,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第五任校长,他改革校规,允许师范生中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增设政治科,附设东文学堂。 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钻研古今律令、刑法,被法学界推为当世律家第一。《清史稿》中说他“兼综汉宋,尤深史学掌故”。后专治辽、金、元三史,南洋贸迁沿革等。一生研究广泛,涉及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艺术等诸方面,主要著述有四十八部之多,包括律令方面的《汉律辑存》等论著、佛学方面的《佛国记校注》、历史方面的《女真考略》、文学方面的《海日楼文集》、《海日楼诗集》等等。这些著述汗牛充栋,颇令人望而生畏,高深莫测。 宣统二年,由于皇族贝子载振路经皖境,上官命令以巨款接待,而主持安徽省财政工作的沈曾植拒绝受命,故而得罪了上官,加之受变法失败的影响,他便上书告退回归了故里,表面上“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阈”,但“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欷歔不能自已。”逃脱不了“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传统知识分子习性,嘉兴没有成为他的避世之地,他最终定居上海。 在自建的“海日楼”里,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经北大怪人辜鸿铭介绍来见沈曾植,为他作了《中国大儒沈曾植》一文,感叹沈曾植“诚中国文化之典型”、“实中国之完人”,日本学者西本白川亦作《大儒沈子培》。日本近代汉学的开创者内藤湖南对他学生说,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曾植,因为沈氏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国学大师王国维向他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国维甚敬先生,称他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不少学者来与他讨论契丹、蒙古等问题。还有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求字者,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其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大师级人物皆受沈书的影响,有人评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沈曾植的诗歌创作也不同凡响,不墨守盛唐,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的诗风,并提出诗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元”之说,为近代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典型,被著名诗人陈衍誉为“同光体的魁杰”。如作于嘉兴描写晚年生活场景的《独立》:独立青山外,忧端澒洞齐。众生先愿尽,大浸与天嵇。野色苍茫去,川花窈窕迷。短筇凭著意,扶我过桥西。 上海是个中国近代历史上孕育新思想的摇篮,1900年容闳、严复等宣布成立中国国会,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1902年,蔡元培等认为“改进中华,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及灌注新教育入手不可”,而成立中国知识界第一个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1911年,设在上海的中部同盟会策划了在湖北省城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连远在未庄的阿Q也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可是身在新思潮中心之上海的沈曾植,却不曾有任何参与大变革的举措, 反而是1917年身为安徽督军的“辫帅”张勋北上,曾在安徽布政司任上辞职的沈曾植抱病北行,拥戴溥仪复辟,被授学部尚书,也是他一生中最高和最后的职位,可惜是个不被全国人承认的职位,历史上叫它做一场闹剧。因为参加了闹剧的表演,沈曾植人生履历上就有了根“小辫子”,会被人随时揪住,加上“出入綦忙,懒于著作”的个性,所以这位“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的“硕学通儒”,自己的名气在今天却不如受过他影响的王国维、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等,实在是可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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