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号的晚上，我正在通泰街洗脚，儿子突然对我说“爸，龚老师走了！”。我一激凌坐起来问，哪个龚老师？到哪里去了？儿子说“龚军辉老师于昨晚去世了。朋友圈里发了讣告”。我有些懵圈地说，这肯定是谁搞的恶作剧。“你看，后天在阳明山进行告别仪式”。儿子把手机伸到我的面前。我还是不信，随后给我朋友打电话，才知道，这件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第三天，到阳明山参加军辉的告别仪式，看着哭成泪人的军辉父母妻女，看着含泪悲戚的满堂的或熟悉或陌生的男女，看着军辉的遗像，看着静静躺着无语的军辉，我才相信，这位来自桃花江畔的学者型作家、挚友，在他48岁的壮年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天的天很热，但人很多。这些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全是他的同学、朋友、领导、亲人。海南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副院长，益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等一系列领导或是亲临现场或是敬献花圈，主持人念了好久的名单。里里外外被上百个花圈摆满了。许许多多的挽联都是对军辉离去的不舍、婉惜，对军辉人品的褒奖，对军辉才华的赞美。但，最好的言辞也唤不回那个曾经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的军辉。作为朋友和亲人，只剩下怀念。
我和军辉认识比较早。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军辉还在桃江一中念书，我在修山野泥冲放牛种地。本来，我和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因为我们当时都是文学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遇在野泥冲水库堤上。那天我正在五斗冲放牛砍柴，村支书的儿子幼鸡波（大名符建辉，龚军辉的同学）放肆朝山里喊我的名字，弄得山谷间反复回荡着我的名字，说有急事找我。我风风火火地拴好牛跑到水库堤上，见一个秀气的少年和幼鸡波站在一块看风景，见我到来，幼鸡波忙介绍道：“这是我的同学龚军辉，和你一样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凤凰山下》，你们肯定有话要讲。”我非常惶恐，因为做一个作家于我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深知发表几个豆腐块便称为作家是对这两个字的亵渎。因此面红耳赤地说“请龚老师多指导，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们坐在水库堤上的青草上聊了很久，从莫泊桑的《羊脂球》聊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从曹雪芹的《红楼梦》聊到了桃江茅盾文学获奖作家莫应丰老师的《将军吟》，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聊到了琼瑶女士的言情小说，从汪国真聊到了舒婷。两个文学青年聊得很投机，聊得很愉快，直到太阳快下山了，他才骑着自行车走了。直到他有些消瘦的背影看不到，我才有些恋恋不舍地牵牛回家。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二次见面是修山镇小镇上。那时我租了一间小木屋开了一家《多味书屋》，时常给《益阳日报》《湖南电台》写些小文章。那时桃江三中设在修山，很多老师是从益阳师专或益阳师范过来的，中学生还组织了一个校园文学社叫《三人行》，出了一本油印册子，请我做顾问，甚至还邀请我和他们讲作文课，所以大家都熟知。而龚军辉在桃江一中毕业后考入益阳师专，到修山校友处玩，知道我在修山，寻到我店里，我很是欢喜。在对门叫了两杯修山擂茶，我们相隔多年后又谈起了关于文学这个话题。他对我发表的一些小文章进行了褒扬，比如《等待》《父亲与粮食》，特别是被《青年文摘》选发在刊首的《请留个小小的空间》很是称赞，搞得我脸红了好久。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学会抽烟，就着一杯擂茶聊了个把时辰，然后我陪他到资江边走了走，轮渡一来，他站在轮渡上朝我挥了挥手渐行渐远。
后来我那个堂弟当兵去了，军辉毕业后分配在煤炭坝的一所学校教书，然后是结婚生子，我也在修山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也是结婚生子，后来进入《益阳日报》当记者，从此进入媒体开始了码字人生，再后来在长沙的各大媒体间来来往往，这期间我们基本上失去了联系。记不清是哪年的某一天，我去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偶然间发现军辉也去了，他也非常清楚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他还牵着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是他的女儿。我们互相留下了联系电话，他告诉我他调到了省文联，让我有空到文联去找他，一起喝酒。才知道都在长沙，却一别多年。不久后的一天，我到八一路办事，路经省文联，找到他的办公室，见到我他很高兴，连忙拿出他的新作《芙蓉山走笔》，署上他的名字，赠予我。然后，到附近的酒店一起喝酒聊天。回到家，我认真阅读，发现这本书有着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深度解析，正如评论家所说“这是芙蓉山上的一棵常青树”，文笔优美，富有精神，耐人寻味。龚军辉笔下芙蓉山已不是一座确定的山峰或山脉，而是浸润着湖湘气息，代表着湘风湘情、饱含着潇湘面貌特性的文化之山、精神之山。从文化角度来说，它包含着上古梅峒文化的基因，经历着巫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滋润与改造，更在儒释道学的多种精神冲击下奠定了自己的传承。而这，恰与湖湘文化的多种文化融汇如出一辙。
掩卷之后，我才发现，他不仅是芙蓉山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发掘者，是芙蓉山曾经和现有儒释道教的信徒、知音，而且是芙蓉山人精神气场的剖解者、导引者，是芙蓉山文化内涵拓延和寻根的导师、代言。作为湖湘文化孕育和展示的地域标志之一的宁乡芙蓉山及其涵盖的文化特质、精神品格，龚军辉既是掘探人、开采者，又把自己溶解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为之作了精准的诠释、生动的演绎，以及无可替代的注脚。
后来除了打过几次电话，很少见面。直到2020年的5月28号，军辉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儿，我说在长沙。他说，你找个地方，我们喝杯酒，我带酒来，地方你订。那天我们约在伍家岭华创国际广场一家馆子里，他带了两瓶1573，我们点了几个菜，两个人都喝得面红耳赤的。同时他还带来了他的新作——他这些年浸淫湖湘文化的研究成果《点墨长沙》（包括大川底蕴、名山故事、城郭素描、文脉千古四卷）赠与我，我为他取得的成就高兴。当时我说起我儿子念的是心理学，想了解一下湖南师大心理学教授的情况，军辉非常爽快地说，你怎么不早和我讲，找个时间我约师大的几位教授和院长一起聚一下，你带上你儿子，地方我选，酒我带，单你买。没有多久，他就帮我约好了人，在岳麓山下的一个酒家，我们又是一醉。这一次，他带了四瓶酒，我们只喝了三瓶，大家都很尽兴。他告诉我，他要到海南去上班，他当时没有告诉我具体单位。后来才知道，他去担任了海南师范大学海南教育期刊社社长、海南教育期刊社有限公司总经理。他一到任，深入调查走访，很快就扭亏为盈，他的工作得到了海南师范大学院领导的高度认可。今年4月份，我打电话约他吃饭，他有些歉意地说“我最近是太忙了，等忙完这一阵，我们聚一下。”但谁知道，这一次，他没有践诺，在6月24日晚上，悄然离去。
军辉是极有才华的，文学创作成果迭出，长篇小说、诗集出了好几部，还发了不少散文；他又善于总结，多年在报刊、出版界摸爬滚打，让他有丰富的营销实践，他把其经验进行系统梳理，著成了《期刊市场营销》《少儿图书营销管窥》两部理论著述，在出版界影响不小；他还做旅游、文史、地方志研究，近年专注于宁乡芙蓉山及长沙风景名胜的史地挖掘，《芙蓉山走笔》和《点墨长沙》（四卷）就是其成果的体现。后来省里有位领导说，要拍湖湘故事，少不得龚军辉的研究。
军辉是个较真的人，为了取得芙蓉山第一手资料，他在图书馆翻找，就凭一瓶矿泉水渡过了整整一天；搜集宁乡境内部分家族的族谱时，有人漫天要价，他倾其所有六千多元购得三页发黄的族史记载，却无钱打车花三个小时走出村庄；
龚军辉这些年很忙，他为育才中学在长沙复校呐喊助威，他为晚清湖南巡抚刘崐作传从而保墓倡修……这些“闲事”，他都在为之奔波不停，而纯出于热爱，没有政府经费支持，他往往得自掏腰包，不仅付出脑力、体力、精力，而且损耗钱财、影响健康、增添压力。
昨天晚上，我与刘崐（两代帝师，湖南名人）的第六代孙女刘红女士说起军辉，刘红女士几度痛哭，她告诉我，她与军辉相识源于刘崐。作为刘崐的后人，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搜集刘崐的史料，筹拍40集电视连续剧《清官刘崐》，但苦于一直没有进展。四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军辉相识后，军辉一口气写出了十余篇关于刘崐的研究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推动了这个工作的进程。如今立项书已报到省政府有关部门，但军辉却突然走了。“我们是姐弟情，师生情，知已情，痛失军辉，痛不欲生！”军辉过世的消息传到她的耳中，他立刻赶到现场，一直守在军辉的遗体前，三天三夜，呼号“军辉，你醒来！你醒来呀！”几次昏厥，旁人无不动情落泪。军辉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军辉的交往很平淡，但友谊深厚。我不知道自己离君子还有多远，但军辉是完全不愧于君子这两个字的。军辉过世当日，我在抖音里写了一句话“斯人已去诗犹在。”他的肉体虽然已死亡，但他对湖湘文化的热爱之精神，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他那不可多得的品格和才情，将永远让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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