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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兴学习，接待的老师告诉我们嘉兴有两个特色街区，建议我们课余时间可以去看看，离得比较近的是梅湾街，因相传古代人们在这里种植梅花，且濒临京杭大运河河湾而得名，我早晨散步就顺便走了过去。
大桥下是具有江南水乡风韵的一片街区，木制阁楼，青砖黛瓦、门楼花窗、雕梁画栋，大多建筑漆着暗红色的颜色，韵味十足，但却很冷清，街牌地名都是中、英、韩三种文字或中韩两种文字，我很纳闷，这里与韩国相距遥远，能扯上什么关系啊？
我最爱历史，喜欢去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里面参观，这条街上就有一处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金九避难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址），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为什么到嘉兴来住？我很想知道。可惜是要买门票的，早晨并不开放，我怏怏而归。课堂上老师只讲浙江的经济现象，并不谈文化和历史，竟不得而知。
于是我就在当天中午，顶着炎炎烈日，淌着涔涔汗水，再次去梅湾街探究关于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和金九的疑问。
门票上有五个打孔的数字，景点分别是：沈钧儒纪念馆、金九避难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处、根雕馆、婚俗馆。这里乃于二OO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对外开放。
但需要检票的门上却是题写着褚辅成史料陈列室，匾额由著名书法家，九三学社中央顾问启功所题。
我是唯一的游客，为了能仔细看展览，我没有请解说员，一个人独自在各个展室走动，虽然没有请解说员，却有一名工作人员，是位中年妇女，一路跟随，经常给予提示，哪个门可入，哪个门不通，倒也没有遗漏之处。
迎门是褚辅成的半身塑像，圆圆的眼镜，长长的胡须，短短的头发，时代清晰地定位于民国。展室还存放着褚辅成的年表、生前故事图片等，共分“前言，投身革命、志存报国，追求民主政治、推动联省自治，兴办实业、关注社会，坚持抗战、共赴国难，呼吁国共合作、团结共谋国事”六个单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褚辅成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为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而奋斗的一生。
褚辅成字慧僧，浙江嘉兴人，就出生在梅湾街盐井弄，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的政事部长，北伐时为省政务委员会（临时政府）代主席。“四一二事变”后一度被捕，出狱改从事教育工作，主办上海法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之一）并任董事长、院（校）长。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遭日寇追捕时，曾竭力相救，抗战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因为死在一九四八年，没有能见到新中国的成立，参加新政权建设，所以名气就不是特别响亮，却也符合他自己的人生格言：“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
参观路线由天井开始，路过洗澡间，第三进便是会客室，就已经属于“金九避难处”，室内安放金九先生半身铜像，陈列金九和褚辅成的单独照片及金九与陈桐生等人的合影。半身铜像后“独立精神”四字为金九本人的遗墨。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在上海组织策划了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等，遭日军通缉。危难之际，在上海抗日救援会长褚辅成安排、掩护下，金九协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到嘉兴避难。金九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先后在嘉兴秀纶丝厂、梅湾街陈宅、海盐载青别墅等处避难。
金九，号白凡，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被誉为韩国国父，金九相当于领导自由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而且比戴高乐组织临时政府时间更早，只不过韩国独立后他没有成为总统。金九于一九一九年流亡中国，避难嘉兴，嘉兴就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活动地。一九三五年十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十六名议员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特别会议，金九被选为国务委员，组成第十三届临时政府。从此，确立了金九在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南湖，韩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的成立也是在南湖，两次南湖会议都彪炳史册，一桩是中国的开天辟地大事，一桩是韩国的中兴复国大事。
梅湾街76号这里原为褚辅成寄子陈桐生住宅，为清末民国初建筑，坐北朝南，共三进，占地面积一百七十六平方米。一九三二年五月金九避难，被褚辅成安排住进了临河朝南小楼，与此同时，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则住于附近的南门日晖桥17号。
陈桐生与褚辅成亲生儿子褚凤章一起，具体负责金九在嘉兴避难的安全和生活。金九在回忆录《白凡逸志》中说：褚先生把他的养子（寄子）陈桐生君的亭子暂充我的宿舍，这是建在湖边的半洋式房子，构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丝厂，风景极为优美。”
一九三二年夏，因日寇便衣侦探来到嘉兴火车站，遂转移至儿媳朱佳蕊的娘家海盐南北湖载青别墅避难，让褚辅成儿媳在七八月炎日之下陪同金九坐船乘车、爬山过岭，感动之下，金九感慨道：“若国家独立的话，我的子孙或同胞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意和亲切呢？虽然不能摄成影片，但还可以用文字传下来，所以记下这一段往事以资纪念。”
在初冬，金九被警察察觉，又搬回嘉兴，化名张震球，避居在市郊严家浜孙永宝家。孙永宝的儿子孙桂荣是陈桐生的寄子，把仅有的三间房腾出一间给“张先生”住。
次年夏，在梅湾街，又暴露了身份，陈桐生与褚凤章找来了可靠的船家女朱爱宝，以摇船为掩护，负责金九的安全和生活，“今天睡在南门外的湖水边，明天睡在北门外的运河岸。”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分别时，“她只知道我是广东人，服侍我将近五年时间，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当时我认为一定后会有期，所以除了车资外，没有给她足够的钱，真是遗憾之至。” 城东五里的东塔寺也是他曾住过的地方。
金九对嘉兴纯朴的民情有深刻的体验，“嘉兴没有山，但湖与运河像鱿鱼须似的四通八达，因此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物产丰富，人心淳厚，与上海迥然不同，商店不二价，顾客如遗忘东西在店里，就代为保管，俟日后客人找时再原物奉还。” 金九是反对朝鲜分裂的，日本投降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李承晚成为韩国的首任总统。金九在民间的声望远比其他政敌（主要是李承晚）高出许多，而受到敌视，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李承晚一派的极右主义支持者安斗熙暗杀。金九被杀，使朝鲜半岛的极右独裁主义势力抬头，韩战爆发不可避免。
半个世纪之后，经金九的儿子金信寻访踏勘，确认了当年金九避难处。他说：“没有褚老先生，就没有我们一家。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国和褚家对我们的恩情，我是报不完的，我将永世不忘。”金信是喝长江水长大的，自己说“我是半个中国人”。有了这层关系，一九九七年，嘉兴市与韩国江陵市缔结为友好城市。鉴于褚辅成救助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功勋，韩国政府总统金泳三于一九九六年签署授勋令，授予褚辅成“大韩民国建国勋章-独立章”。
家具皆为凝重的紫黑色，镂刻着精致的图案，临窗而望，是小桥、流水、人家，远桥具有柔和的弧度，流水粼粼地映着天光云影、绿树屋舍，自家的门外就有小码头，拴一叶乌蓬的木舟，只要愿意，住在这里的人随时都能融进美丽的图画里面。
根雕馆、婚俗馆都重垣迭锁、紧闭大门，或许已经不再开放。
写着“根斋”门楣所在的或许就是曾经的根雕馆。
婚俗馆木制的对联已经泛着陈旧的颜色，横批是“金玉良缘”，楹联为“一世良缘同地久，百年佳偶共天长”。
到了另一个需要检票的地方-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处。
通过图片和文字资料，在这里了解到原来并不熟悉的大韩民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
一九一九年“三一运动”的爆发，成为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契机，那年九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诞生，它是韩民族代表机构，是统辖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也是韩民族史上最早设立的近代民族国家，具有标榜民主、共和制政府组织的历史意义。
住在这里的分别有李东宁、金毅汉、严恒燮、安恭根、朴赞翊、金九母亲和金信等。看其职务似乎也异常显赫，如李东宁曾是内务总长、国务总理、代理总统、国务领、主席等，但他们的身份却不是合法的。
之所以我们以前不曾听说过韩国临时政府，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国家正式承认过它，尽管与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特别好，也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援，在洛阳建立了军官学校特别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蒋介石核定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准备在“在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临时政府”。但毕竟没有名正言顺，所以在中国历史或者世界历史上，没有韩国临时政府的一席之地，不为人们所熟知。
有金九“良心建国”的题字，有临时政府的迁徙路线图。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使满清治下的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殖民当局毒死了已亡国的朝鲜末代皇帝李熙，三月一日韩国爱国者发动了“三·一起义”，发布《独立宣言书》宣布独立。日军残酷地进行镇压，一些主要起义组织领导人不得不流亡到中国。韩国境内和海参崴共有六个各自为政的地下政府陆续迁到上海，统合成为一个流亡政府，李承晚被推举为“大统领”。因无法调解严重的派系之争，他一九二一年六月出走美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金九出任国务领，这个政府一直以金九为核心在中国从事抗日复国活动达二十七年。迁徙也与中国有关系，一九三二年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当时中国一些爱国军民准备在上海日本人举办天长节时刺杀日本高官，杀一杀日本人的气焰，任务交给了“刺杀大王”王亚樵，但庆典现场只允许日本人、台湾人和韩国人进入，这才有了王亚樵联络韩国临时政府，派尹奉吉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之举。事后金九代表韩国临时政府宣布对此事负责，被日本人通缉，不得不一路迁徙，经过杭州、嘉兴、镇江、长沙、广州、柳州、綦江，直到重庆，才正式安定下来。
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在迁徙过程中，都得化装成中国人，一切中国化，才能躲避日本人的追缉。
如今，已经辟为体现江南地方特色的传统住宅、商业街区之梅湾街，所有有文字的地方都标有中、英、韩三种文字或中、韩两种文字，游走其间，很不是滋味，那种传统的历史意义变了味，不再像想象中纯粹的江南特色，不再具有中国的泱泱大国风度，有时甚至产生不知身在何国何地的错位。
这不是为了纪念金九而纪念，而是为了今日的韩国，为了攀上韩国这个比较富裕的小国的关系，才隆重其事，大书特书韩文，然而，每年会有几个韩国人来旅游呢，还不都是中国人来参观，这些韩文其实是给中国人看的，是展示“与国际接轨”的道具，是抬升景区地位的需要。
当年，我们中国政府和人民、我们嘉兴人民，都不曾亏待避难的韩国人，现在，更完全没必要这么鲜明地把此地韩国化，越这样“国际化”，越显出当今执政者对本民族文化信心的底蕴不足，也就难怪韩国能成功把江陵端午祭申请成世界级的“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而嘉兴却没有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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